从人民大会堂至八宝山几十里路的长街上，组成了几十万、上百万人的两道厚厚实实的人墙。人民群众翘首以待，为自己的好总理送行。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心情，其实此时已经明确地表达出来了。1976年春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两个毕业生——邮电部的吴江(增权)、军委总参谋部测绘局的乔文祥，各自抱着自己的孩子，回到第二外语学院，到我家来串门。这两个青年和跟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几十个青年，是一批出奇的青年。
早在1967年七八月份，他们就贴出大字报，认为第二外语学院的全体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同志，要求不论参加哪一派的干部，都要一律“解放”出来，按照“文化大革命”前的职务安排工作，在学习中要“有私批私”，“有修斗修”，用提高思想觉悟的办法来解决干部问题。这在当时那种“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形势下，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聒噪干部都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培养出来的人，不可靠，要大换血的形势下，的确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创举。我跟他们在运动前毫不认识，但是，当第二外语学院发生乱批滥斗、胡抓乱揪的情况下，在我被斗时，才认识他们的。当时，每当我遭到揪斗围攻，他们就主动站出来保护我。因此，我与他们建立了友谊。这次，他们带来了清明节与“四人帮”进行大搏斗的信息。他们不是干部子弟，更不是什么高干子弟，而是普普通通的农民的儿子。
由此可见，林彪、江青之流搞的那套东西，在人民中是不得人心的。接着，我们在一起商量了在邮电部群众中怎么办，在总参测绘局群众中怎么办，在第二外语学院怎么办的问题，并决定动员从第二外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科学院外文图书发行所、三机部、新华社的学生，邀约他们参加清明节与“四人帮”进行大搏斗。十年内乱之前，我是第二外国语学院政治部办公室的负责人，担当了工作，还未及正名，就受到冲击，被打成“保皇派”、“保皇狗”、“保皇党总书记”、“小爬虫”、“变色龙”。由于我被国民党逮捕过，坐过牢。当时，坐过国民党的牢而没有死，还出来的人，一抓“叛徒”，十年的周旋不是叛徒也是“叛徒”。我又被组织派去对国民党特务进行过调查工作。
“文化大革命”起来后，一抓“特务”，看到我有那么多关系，不是特务也是“特务”。因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是连连升级的。这依当时的许多搞法来说，的确是“合乎逻辑”，也“顺理成章”的。有的红卫兵娃娃看了我的档案，听了介绍我的案情，特别好奇，偏偏争着要军宣队、工宣队、院革委会派他们参加对我在重庆的历史进行调查。可是每次调查回来，我的情况恰如我过去的自传中讲的，专案组提出的疑问一个个地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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