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要我到农村搞“四清”。我已经到了河北新城县北方中村，领队的一位厅长才告诫我，不要跟那位领导去争斗了，他有康生、曹轶欧支持，“你是斗不过的”，他要我“销声匿迹”，“算了！”平杰三同志等统战部的领导，认为当时的我还是一个三十来岁的一般干部，在那个单位的所谓“反党集团”中，好几个人比我的革命历史长，水平也高得多，我这个人实在没有资格和才能成为这么一个“集团”的组织者。这么生拉活扯，岂不是大大的笑话吗！不赞成他们那么整我，说了一些公平话。殊知“文化大革命”一来，我原所在单位那位主要领导人，竟在康生的保荐下当了“中央文革”的成员。康生还在我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信上，作了相当长的一段批语，声言他对那位领导是支持的，他们之间的来往是密切的，全力支持那位整我的领导。我所在单位的那位领导人还在报社宣扬，说我反对他，是中央统战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维汉”支持的“反对中央”的活动。造反派还把康生的这段批语和出处，在北京市到处传抄，印在各种红卫兵小报上。这样，不仅我本人，连平杰三等为我说过话的高级干部，都受到了批斗。
而今素不相识的一老一少，竟然住在一个房间里，提起往事，谈了个没完没了，深夜尚不肯入睡。这是我到中央纪委以后能够娓娓而谈的第一个同志。一天晚饭后，中央纪委副书记、秘书长魏文伯同志叫着我的名字，找到我们的房间来。刚一坐下，他就对我说：“决定会后把你留下来，在中央纪委机关工作。我特地来征求你的意见。”我说，目前我知道有几个去处，一是教育部打算留我；二是兵器工业部张珍同志已派人到二外院调我；三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陈荒煤同志要我到文学研究所去，而且荒煤同志已经同我谈了话。按照
我的爱好，我还是想到文学研究所去。魏文伯同志当即沉下脸来，轻声地但语气却是相当重地说：“把你留下来，是黄克诚同志在中纪委常委会议上提出的，是经过常委决定了的。”我一看形势如此严重，立刻表态说：“我服从党组织的决定！”魏文伯同志这才转颜为笑，说：“这就对了，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听从党组织的安排。”
我又讲到从第二外国语学院转行政关系、党的组织关系的问题。魏老说：“由我们给北京市委打个电话，要他们通知二外院，不就行了吗！”在座的平杰三同志，原对外文委副主任、中央纪委常委曹瑛同志，都表示赞成我留在中央纪委机关工作，说中央纪委也需要比较年轻一些的同志。在会议期间，老同志们对我都很关心和爱护。邓大姐对我说：“我们这里，都是一些老同志，你不要拘束。该说就说，该玩就玩，该吃就吃，该乐就乐。”部队的唐天际同志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为我削了一个大大的梨，硬要我吃，还对我讲了他所亲身感受的在南昌起义时期、湘南暴动时期，林彪究竟有些什么表现，“文化大革命”中的宣传怎么不符合实际。并说：“你们反对林彪、反对江青，我全力支持你们。不过，现在有人想借机反对毛主席，这是要不得的，是错误的，不要上他们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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