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同志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中央纪委第二书记邓颖超同志，第三书记胡耀邦同志，常务书记黄克诚同志等都在会议上讲了话。胡耀邦同志对当选委员中参加会议的97名委员，一个一个地叫着姓名请他们站起来，向出席会议的同志，我被选入中央纪委工作，各部委办局列席的负责同志，其他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同志介绍这些委员。当介绍到我时，他叫的是江文风，可见当时中央的同志没有一个人了解我。邓大姐立刻纠正他说：“不是江文风，是汪文风。”胡耀邦说：“是江文风”。邓大姐说：“不不不，名单我是看清楚了的，是汪文风。”胡耀邦同志又拿起名单，仔细查找，才笑着说：“对对对，是汪文风。”然后说：“这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编印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童怀周’小组所在的汉语教研室主任……”接下来说了一些对我们的鼓励之词。领导同志们讲话之间，邓大姐接过话筒说：“汪文风同志，会议结束后不要离开，我有话对你说。”
会议中途休息时，邓大姐就在中央组织部干部陈文伟同志的陪伴下，来到我的座位，拉着我的手，一起到了会议厅的后台。气氛当然是非常亲切、欢快的。当邓大姐问“你来北京前在哪里”，我答在重庆时，邓大姐突然严肃地问：“皖南事变时你在哪里？！”我说我当时只十岁，在街上流浪。邓大姐才又笑了。又问我认识新华日报哪些同志，并说她很忙，抽不出身来，要我代替她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找到张友渔同志，到中央统战部找到于刚同志，向他们问好，转达周恩来同志生前和她二人对他们的怀念。这嘱咐我执行后，专门向邓大姐作了汇报。
在我们住会的京西宾馆，我跟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中央纪委委员平杰三同志分配在一间房子里。平杰三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我原来所在的单位属统战部管。那个单位的主要领导人要打一个反党集团，我不同意，与之发生了矛盾。他倚仗有康生、曹轶欧撑腰，又要把我打成反党集团的组织者。并且搞了许多材料，追到我新调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我所在的支部，开了一个会准备批评我。经过我说明矛盾的来龙去脉，同志们都推说不了解情况，批评无法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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