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渴望受到赞美的人属于人民，他感到与他们紧密相连，没有公众就无法生活。圣西缅独自一人呆在空中，在一个一米见方的柱子上，可他还要和所有的人谈合。在他的想象中，他看到千百双眼睛渴慕地盯着他，这使他内心充满了欢乐，他一生的苦修就是为了获得这种欢乐，这是他生活的动力，也是他步步登高的未来的召唤（小时候追求父母的赞美，稍大追求同志的赞美，成年追求公众的赞美）。刘邦生活的动力也是渴望获得公众的赞美。但他和圣西缅对公众赞美的渴望又不尽相同。这种区别就在于圣西缅虽然渴望获得公众的赞美，但他毕竟是一个经过数十年孤独苦修的个性人格者，内心充满了圣徒换侍的体验。他对公众热烈的赞美有着自已的理解和要求，经过这番“理解”，公众的赞美也就被圣西缅化了。因而，他没有不被理解的痛苦。他永远是个自得其乐的苦修士或一个具有伟大号召力、改变民众生活的精神领袖。刘邦却不是这样，他作为一个较为典型的社会人格者，对公众的赞美充满了屈从的热望，很少具有支配和改变的力量。这一点表明，他对公众赞美的渴望倒是比较真诚的，不像圣西缅那样有时把公众的赞美当作舞台的道具使用，作为自已超凡人圣的世俗刺激。对公众赞美真切的渴望极易产生一种矛盾的心态，因为公众的赞美并不同时指向一个方向，迎合七嘴八舌多变而不确定的公众赞美很容易把自己撕扯得支离破碎，并时时有不被理解的委屈。有意思的是，刘邦却很少有这种委屈。这一点与其说是他性情豁达、开朗，不如归结为他天性的合群。一个人的天性与民众的州七一臼理结构这样天衣无缝、适时适度地结合，乃至他这个人可以作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代表，已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趣、最具有吸引力的现象之一。
四
刘邦的才能是有限的，这一点他自己也多次承认。最著名的一次是在他做了皇帝之后的酒宴上，他当着群臣的面公开说：“运筹于帷幢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调运军粮，疏通道路，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杰出的人才。”。而他不是。
的确，作为一个才学平平的社会人格者，仅靠他人赞美的鼓噪而一时兴起举兵叛秦，心里自然是挂着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刘邦是有自知之明的。因此，当起义的民众攻占沛县县城，推选他为县令时，他推辞说“目前天下大乱，诸侯纷纷起事，如果将领选得不当，就会一败涂地。我不是吝惜自己的生命，而是担心能力薄弱，不能保全父兄子弟。这是大事，希望另外推选能够胜任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