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华北组听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煽动性发言,我没有考虑分析,没有调查核实材料,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心情非常激动地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把不应该上纲上线的问题上了纲、上了线,使会议气氛紧张,不利团结,影响会议顺利地进行,当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炮手。
(二)我听到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煽动说,有人不要毛泽东思想,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我没有识破他的阴谋,凭着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就火冒三丈,被他煽动起来了,错误地提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还是主席的意见,我是知道的。早在一九七年三月八日,主席要我从外地回京向政治局的同志转达了主席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家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可是当我听到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煽动性的发言,就把主席的指示忘得一干二净。在这关键时刻,我没有冷静思考,没有坚持原则,没有考虑到主席日日夜夜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操劳。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违反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三)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利用“第六号简报”来煽动、欺骗参加全会的同志,妄图分裂党,破坏“九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简报内容中陈伯达的很少,我的很多,事先又不给我看,这是一个阴谋,我上了当,被他利用了。
(四)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利用听录音报告的机会,把关于论“天才”的语录交给我打印
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这个语录打印后,放在我那里,没有使用,在陈伯达阴谋诡计被识破后这个语录已封存。现在看来,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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