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１月１６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指示提出了解陈伯达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要进行检举和揭发，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并号召全党全军立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１２月１６日，毛主席对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了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１２月１８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指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讨嫌！”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主席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四个伟大”是林彪提出来的。毛主席的上述讲话显然是批评林彪。“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几次表示过对“四个伟大”提法的态度。
我记得毛主席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会见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还有一次，可能是１９６８年元旦前夕，要发表一篇元旦社论。社论的草稿上提了“四个伟大”，毛主席不同意，他让我拿着社论的清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删掉。
我问毛主席，“四个伟大”您就不留一个？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我又问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我到钓鱼台找了陈伯达、姚文元，让他们按毛主席的意见圈掉了。
１２月１９日，毛主席对周总理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提出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黄永胜、李作鹏应同李德生、纪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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