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评高岗、饶漱石（4）
高岗还没有找到角色的感觉。他还没有从旧角色中走出来，还没有进入新角色。
“我也有缺点和错误。”高岗在进入新的角色了，“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是不存在的，现实的情况很复杂，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又不能说很高了，主观同客观不一致、相脱离的情形，随时都可能发生，也就是说，随时都有可能犯错误。特别在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的新时期。”
这又不对了，谁叫你论证一个人会不会犯错误，现在根本不需要你从理论上阐述人为什么会犯错误的道理，而是直截了当地说明，你有什么错误，你对这些错误的认识如何，打算怎样改正。
“比如说，我有自由主义的东西，有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在不同场合，说了些自由主义的话。这是很不好的。我对中央的个别领导同志，有些意见，有些情绪，但我不顾影响，在一些不适当的场合发过牢骚。这是很不应该的。”
“我还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遇事考虑本地区的利益多一些，心中缺乏全局观念。一个领导干部，应当胸有全局，应当使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这一点我没有做好，我常常过分强调局部利益、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
“骄傲自满情绪我也存在，有时还表现得比较严重。思想上总觉得自己正确，觉得自己有能力，有水平，办事果断。也觉得自己对革命有功，从老区里来的，一枪一弹打过来的，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很不容易。抗日战争结束后，开发东北有功；建国以后，建设东北有功；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以后，又对支援前线有功。总之是思想骄傲了。这种思想和情绪，是很不好的。”
“我在作风上也有不民主的东西。作风上的不民主，根子就在思想上的骄傲自满。既然自己水平高，能力强，还要婆婆妈妈商量来商量去干什么？拍了板就完了。这样，不仅在工作中挫伤了同志们的积极性，也给工作造成了一些损失。由于骄傲自满、作风不民主，就总是爱听表扬的话，不愿意听批评的话。”
“这些东西，都是作风不纯，希望能够听到同志们更多的批评，以便我提高认识，在今后的工作中，改正这些缺点，纠正这些错误。”
高岗的发言结束后，会场上的气氛较为冷淡。这也难怪，因为听完他的发言，就像在夏天被烈日晒得滚烫的广场上，洒了几滴水，这能解渴吗？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而且，他的所谓自我批评，听起来不是自我批评，倒像是自我表扬。
高岗检查完了以后，饶漱石也在会上作了检讨。
饶漱石在题为《关于我的错误的自我检讨》中，虽然涉及一些具体事实，但是浮皮潦草得使人吃惊。比如在苏北黄花塘整陈毅，他用心那么诡诈，手段那么阴毒，可他这时怎么说呢？他说：“我与陈毅同志在华东敌后共事时，曾一度关系搞得不好。”原因呢？他说是“由于我对客观情况估计不足”，陈毅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而他却“既无革命战争经验，在人事和工作上又都很生疏”，他本来“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证和陈毅同志团结共事”，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做什么了？没有说。
这也叫检讨？
饶漱石也说了几句“我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这类话，但是没有实际内容，用那个时代的习惯用语，叫做“大帽子底下开小差”。
同高岗一样，饶漱石检查完了以后，会场上的反应依然是冷淡。
在压抑、烦躁、气闷，浑身不自在之中度过了几天的高岗，终于挨到了会议结束的一天——2月10日。
这一天发言的有陈云、周恩来，最后通过决议。
陈云的发言，哲学性强，言简意赅，抓住要害，也生动活泼。
陈云发言的主旨是：我们党有可能出现张国焘这类人物搞分裂主义，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有效地防止这类分裂主义，不使乱子闹大。
张国焘是何许人，高岗是清楚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延安时批评张国焘，他参加了。1938年，张国焘借祭黄陵之机，跑到西安，又跑到武汉，最后他独自一人投到蒋介石国民党的怀抱，当了特务，连他的警卫员也不跟他去。这些，高岗也都清楚。
陈云说：“过去出过张国焘，以后是不是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决不能说没有。说没有，就要犯错误。宁可说，可能出现。”
听话听音儿，这个普通道理高岗自然懂得。陈云说的是“张国焘这类人物”、“李国焘、王国焘”，这不是分明把高岗归入张国焘一“类”了吗？
陈云说：“过去有许多同志设想，像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可能不会再在我们党内出现。理由是什么呢？有这样几条：第一条，党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革命已经胜利，干部都经过锻炼，都希望我们党里不出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第二条，只要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就可以不出现张国焘这类人物。第三条，说我们有毛主席在，大概可以不出，把希望寄托在‘毛主席万岁’上。”
“现在看来，这三条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只有这三条，我看还不足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再出张国焘这类的人物。”
关于第一条，陈云说：“原来想，革命已经胜利，似乎可以不出张国焘这类人物了。现在看来，恰恰相反，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
这时，会场上发出了笑声。高岗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但他还是尴尬地咧了咧嘴。
陈云继续说：“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这句话，在高岗拉陈云一起拱刘少奇的时候，陈云对高岗说过。
陈云接着说：“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 ，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
这时，坐在高岗前面的人不住地点头，左面、右面，也有人点头。陈云说的好像并不是讲什么道理，而是摆事实。常常有这种情形：越是深刻的道理，就越不像是道理，而是实际，是事实——无可辩驳的事实。
陈云继续提醒说：“我们不能盲目乐观的。所以，希望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这种好心肠，我看是会落空的。把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是很危险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