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评高岗、饶漱石（3）
老实说，此时此地的高岗，对这样一些一般的大道理，兴趣都不大。倒是邓小平下面这样一些话，高岗不能不琢磨琢磨，掂量掂量。比如，邓小平说的，“……贪天之功，将上级的正确领导，其他同志、其他各方面的努力，统统算在自己的身上……觉得那些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人对他很好，对他有温暖……如果他在中央某一个部门工作，往往会忽视地方的情况，不重视地方工作同志的意见，甚至随便用中央的帽子往下压；如果他在地方工作，往往会对全局照顾不够，对中央各部门的情况照顾不够，遇事总以为理在地方，甚至觉得上头的约束对他很不舒服，不愿意受检查，不愿意受批评”。
紧接着，邓小平替刘少奇讲了一大段公道话。这时候，会场气氛一片肃静，而高岗，却有如芒刺在背。邓小平说：
“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所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一九四九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富农党员的问题，不过是早一点或迟一点发指示的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在提法上当然是不妥当的，可是这里并没有涉及党的性质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我说有些流言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不但从组织方面来说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能够把维护中央的威信和维护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威信分开吗？能不能这样说，维护中央的威信与中央几个主要领导同志无关，例如与少奇同志无关，是否能够这样解释呢？对于这些对主要负责同志的超越组织的批评，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反对和制止，我们的嗅觉不敏锐，对于这些言论抵制不够，这难道与我们自己的思想情况和骄气一点关系都没有吗？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吗？”
邓小平的这些话，无异于在众目睽睽之下，指着高岗的鼻子，挖空了高岗的老底，使高岗觉得脚下踏的，并不是坚实的土地，而是一片沼泽了。
滴水不漏的邓小平，接下去又作起自我批评来了。邓小平说：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针对决议草案中所提到的这些倾向，在思想上清理一下。比如我这个人，虽然过去也经历了一点风波，但是近二十年来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必须加以警惕。我们必须清醒地估计一下，究竟对党对人民有多大的贡献？我们曾经单枪匹马地干出过任何一件事情来没有？难道我们能够设想自己是那样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点和错误吗？拿我来说，缺点是很多的，错误也是常常要犯的。远的不说，到中央来了以后，分散主义我是有份的，这一个时期我所解决的问题，无论对事对人决不是都那样妥当的。至于过去，无论在华北，在中原，在西南，工作中都是有缺点错误的。不能设想，像我们这样的马列主义的水平在工作中会没有错误没有缺点。我们要把这个决议当作一面镜子来照我们自己。”
刘少奇的自我批评，邓小平的发言，给高岗出了一堆难题。——对了，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引起高岗的忧虑在这里：刘少奇好歹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列出了几条，高岗能列出几条什么呢？
邓小平的发言也相当厉害。比如，他对刘少奇关于资产阶级、关于富农问题讲话的解释，以及他批评关于刘少奇这些讲话的“流言蜚语”，使高岗有些心慌。还有，邓小平承认自己对“分散主义”“有份”。这次会要解决的问题本来同他不沾边，可是他也站出来认这个账。使高岗烦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在高岗看来，刘少奇的缺点错误，恰恰是高岗的优点，可是，这个话是绝对不能在这个会上讲的，而这些话，又偏偏像一群管束不住的狼犬，在高岗心里乱窜！当然，出难题的还有其他几位同志。他们之中，有的或多或少参与了高岗、饶漱石的活动，有的虽然没有参与多少活动，但听见过高岗不少言论。他们站出来讲话了。他们各自做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评，但是，他们都同样程度不同地指出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及其严重性，希望高岗能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
这个难题真是不小。弯子太大，怎么转过来呢？
高岗说过，他最拥护毛主席，毛主席也最信任他，最器重他，如果他离开了北京，毛主席休假就放心不下。毛主席早已不重视刘少奇和周恩来了，不想让刘少奇管党的工作，不想让周恩来管政府工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是搞宗派主义的，一个有“圈圈”，一个有“摊摊”。
言犹在耳，曾几何时！现在，要高岗在大会上向大家检讨，怎么拐得过来呢？难哪，实在是难。高岗给毛泽东写过信，说自己“犯了错误”，表示要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那不过是虚晃一枪，为的是要同毛泽东见面。现在，看来是非出台“亮相”不可了。高岗犯了什么“错误”？作什么“自我批评”？“批评”什么？一个堂堂正正的英雄，一夜之间就成了小丑？！
然而，还是得讲。高岗横下一条心，开始他的发言。
他首先讲党的团结的重要性。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团结，党的力量，也在于团结，无产阶级的政党之所以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有效的斗争，建立自己的政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在于党自身的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如果不团结一致，步伐也不整齐，党内出现这样那样的小宗派、小团体，那么，不仅党的历史使命完成不了，党本身能不能存在下去，都会成为问题。那么，我们党团结的基础是什么，团结的轴心又在哪里呢？我们党团结的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的轴心是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应该切实做到：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高岗这样侃侃而谈的时候，忽然感觉上有些不对，会场的气氛也有些不对。这些车轱辘话，今天好像不是他讲的，大家也不愿意听他这些大道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