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身为中组部部长的饶漱石，琢磨的可不是这。
饶漱石思考的是，如何使这次会同财经工作会衔接起来，如何与那次会配合得更好。上次会逮住了薄一波，这次会要逮住安子文。逮薄一波是因为有个新税制，这次怎么逮安子文呢？得把安子文引出来，使他成为众目睽睽的靶子。
怎么“引”呢？
在会议准备过程中，安子文问饶漱石，是不是得准备一个工作报告。饶漱石说：不用了，不一定千篇一律，总是一开场就自上而下。这次可以先自下而上，先请各地和中央各部委的同志们讲，然后中央作总结，再自上而下。
安子文不了解这里面的机关，当然听他的，他是部长。
等到离大会开幕只有几天了，饶漱石又突然对安子文说：
“看来，你还得有个工作报告。你在中央组织部工作这么多年，一定要向大会报告工作。不然，是说不过去的。”
安子文有苦难言。没法子，他还是组织力量，连夜突击，终于在最短的时间里赶写出了报告。
安子文“引”出来了，饶漱石就好鼓动一些人放炮了。
讨论安子文报告的发言中，东北、山东，都有人扔出重磅炸弹。这些很有煽动性的发言，夸大其辞，危言耸听，对1953年以前的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否定，说那是“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部领导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他们批判的是安子文，但攻击的矛头，一直在刘少奇的后背心上弄影。他们甚至要公开摊牌，要挟中央，要求改组中央组织部，夺取人事权。
中央发觉了饶漱石的分裂活动。
毛泽东批评饶漱石说：“你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你不要认为你做过大区第一书记，你还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呢，为什么你斗争一个‘吏部尚书’（指安子文）不给中央打招呼？”
邓小平也指出，饶漱石同高岗，“这边一炮，那边一斗”。
中央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组织工作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解决中组部的“饶、安矛盾问题”。毛泽东明确指示：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亲自主持领导小组会议。
刘少奇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且指出：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于中组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刘少奇也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邓小平也在会上指出：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贯彻了中央的路线的。“这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安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是领导很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
高岗、饶漱石“讨安伐刘”的计策，又受到挫折。
当饶漱石失败了，并且受到了批评时，他对安子文说：
“我说你对财经工作会议有抵触情绪，其实不是指你，而是指刘少奇。”
这就叫嘴脸。
安子文，不过是中组部副部长，是饶漱石的副手；刘少奇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第二号人物。饶漱石当着安子文的面可以这样说，那么，当着刘少奇的面，他又会怎样说呢？找出答案，大概不需要很强的想象力和判断力吧？
毛泽东以他独特的方式，关注着组织工作会议的进程和动向，并且从指导思想上、从全局上加以点拨，为的是使会议达到预期的目的，不致像不久前的财经工作会议那样走偏方向。
毛泽东10月22日给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信中说：
“请将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印成单张，于今晚或明天发给到组织会议各同志，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使他们在刘少奇同志及别的同志在大会上讲话讲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有所了解。”
“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的最后部分：《结束语》。这个《结束语》将布尔什维克党发展的基本教训，归纳为六条：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能的。其中讲到，“这个党要很勇敢，足以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很有经验，足以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很机敏，足以绕过所有一切横在前进途中的暗礁。”
第二，工人阶级的党，不精通马列主义理论，便不能实现其为本阶级领导者的作用。其中讲到，“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这就是说要善于拿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来丰富它，要善于拿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丰富它，要善于发展它和推进它，不怕根据这个理论的实质去用适合于新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代替某些已经过时的原理和结论。马列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第三，假如不把破坏工人阶级统一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粉碎，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