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根本没有提到华东局的会议上讨论，也没有同华东局的任何其他同志商量，就用华东局的名义上报中央：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由饶漱石担任。
毛泽东接到报件后，心存疑惑，压了下来，没有批复。待饶漱石到北京后，毛泽东问饶漱石：
“陈毅同志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你们华东局怎么讨论的？同志们有什么意见？”
饶漱石说：“我们商量过，研究过，华东局的几位同志都不同意陈毅同志担任这个职务，那就只好我来担任了。”
疑惑归疑惑。事已至此，毛泽东就不得不批准了。
这样一来，饶漱石既是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又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显然又比陈毅高了一头。
饶漱石在骗取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头衔前后的一段时间内，也做了一些工作，有几次还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1949年10月11日，饶漱石向中央报告：“我们选择上海附近松江县，创造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此种会议，已于9月30日举行。我曾赶往参加，并作报告。会议结果良好。经过各界代表的热烈讨论和辩论后，制订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处理劳资纠纷等实施办法。……会议的经过和经验，拟全部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上述各件，已于今日由新华社发给中央。”
毛泽东将饶漱石的报告，批给各大区第一书记，指出：
“你们看了松江县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
1950年1月9日，饶漱石向中央报告，在一、二、三月农闲时间，华东各省将普遍开一二次乡农民代表会议，完成区乡政权的改造，作为土改的先决条件之一。
毛泽东看完后致电饶漱石：
（一）一月九日报告收到，阅悉甚慰。（二）土改准备工作中改造区乡政权极为重要，并须如期完成，否则不可能进行土改。（三）为要在今年冬季进行土改，必须在今年春夏秋三季完成土改的各项准备工作。
1950年秋季，美帝国主义在朝鲜仁川登陆，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国大陆各地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以为时机已到，便加紧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一时之间，气焰十分嚣张。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上海镇压反革命和肃清特务的工作，原来是饶漱石抓的，由于他态度消极，进展很慢，受到中共中央的批评。
饶漱石在对待镇压反革命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暴露出了他骨子里的右倾情绪，由于他的伶俐机智，中央批评了以后，很快转过来，掩饰下去了。然而，他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警惕性却出奇地高，并以此对陈毅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积极性。”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又强调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即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陈毅根据中央的这个精神，大胆做资本家的工作，同资本家“交朋友”。
1950年秋天，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荣毅仁和刘靖基要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陈毅请干部讨论，去不去？有人主张去，有人反对去，怕影响不好，犯错误。陈毅说：“吃饭也是做工作嘛，我看可以去。怕犯错误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陈毅摇着大葵扇欣然赴宴。一进门，陈毅便大声说：“我是来交朋友，不谈工作。”
事后，党内就传出嘁嘁喳喳的议论：“陈毅同志没有经过华东局讨论，就到资本家家里去吃饭，谁也不知道，饶漱石同志也不知道。”
还有一件事。资本家拖延不向国家交税，陈毅知道此事，在一个大会上狠狠批了一通：“为什么不交税？不交税怎么行呢？共产党哪一点对不起你们？！你们敢站出来说说吗？！”这么一批，不出半个月，资本家几乎全交了税。陈毅说：要打，也要拉，不要搞得太紧。于是组织了一次舞会，几乎所有的大资本家和他们的太太都请到了。事后，党内又有人出来非议：“又是赴宴，又是舞会，饶书记对这些事都不知道，有看法。”
后来，陈毅到北京，向毛泽东谈起过这件事，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这个舞会搞得好！”
1952年4月4日凌晨3时。
北京西郊万寿路新六所。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
这里的值班人员总是通宵坚守岗位，住在这里的都是高级干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