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大会是成功的，效果明显，影响也大。
但是，这次大会也存在问题。大会开始十多天，基本上是就事论事，不得要领，如讨论农村党员问题，就只用“到会、交费、模范、公道”四条去套。只是到了第二阶段，毛泽东及时指示主席团要改变方针，要从细微末节的问题转到党内存在的根本思想问题上来，如自由主义问题、对党闹独立性等重大问题，大会才走上正轨。虽然如此，西北边区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和自由主义问题，并没有解决。会议指出，“边区当前仍然存在着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倾向”。高岗对这个正确的批评，不仅不予接受，反而以一贯正确自居，继续同党闹独立性。而且，由于强调西北局要以高岗为首，因而无论是会上发言还是会后报道，都有突出个人，甚至个人崇拜的现象。对这些，高岗当然不能辞其咎。
据熟悉当时情况的老同志回忆，高岗不仅有同党中央闹独立性的毛病，在部门和部门之间，领导同志之间，他也是常常闹矛盾。例如，当时的留守兵团司令员，对西北局尊重不够。任弼时和林伯渠找这位司令员谈话，要他尊重西北局，西北局是中央的代表机关。任弼时认为，我们的军队必须和老百姓结合在一起，依靠老百姓才能打胜仗。比如边区的军队，吃饭靠老百姓供给粮食，打仗靠老百姓帮助运输、抬担架，有缺额或者扩编时，要靠老百姓来补充。所以说，我们的军队和老百姓是互相依存的，是血肉相连的。
这位司令员是个好同志，接受了任弼时和林伯渠的帮助。
然而，高岗却不。他的思想，没有进入应有的境界。他利用自己的某种优势，向党中央争一种东西。他说：
“留守兵团如果仍旧归中央管，那么，他们的后勤保障我们西北局就不管了。如果要西北局保障他们的后勤，那就得由西北局来管他们。”
中央有中央的难处，要中央保障留守兵团的后勤供应，这是不可能的。为了顾全大局，留守兵团就只好让西北局管。中央让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