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到达吴起镇，就听当地干部和群众反映：陕北的肃反有问题。毛泽东当时就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他还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很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聂洪钧（西北军委主席）的汇报。当他们汇报到肃反的时候，毛泽东立即命令：
“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刀下留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中央很快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五人负责审查陕北肃反案件。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负责人听取五人小组的汇报。毛泽东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释放。
毛泽东的指示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11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会上，宣布刘志丹、高岗等无罪，立即释放，同时宣布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戴季英不服气，周恩来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陕北革命根据地，位于西北边远地区，经济文化落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周围的反动势力相对薄弱。在蒋介石剿共的“赌桌”上，陕北不是首要的、甚至不是重要的“赌注”。当时党中央的“左”倾路线，传达到这里，既困难，又缓慢。由于这些原因，陕北这块红色区域才得以存活下来。
陕北根据地的开创者们，能立足于本地区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在根据地内外实行的一套政策，都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1943年4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一篇文章指出：“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斗争。”
我们可以把这段话，看作是对为西北根据地的创立、发展做出贡献的广大党员的评价。毫无疑问，这更是陕北根据地能存在的重要原因。
生活中常有偶然的巧合。这偶然的巧合，似乎有冥冥之中的神助。其实这不过是必然通过偶然而体现罢了。
恰巧，在1935年秋天，外部反革命势力和内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夹攻这块红色土地，使之处于续断存亡的关键时节，毛泽东来了！风尘仆仆地从几万里以外赶来了！党中央来了！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党中央，从尘土、泥泞和血迹中踏过来了！我们的被“左”倾机会主义摧残得遍体鳞伤的党中央，经过遵义会议而成熟了的党中央，怀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凌云壮志，来到了陕北。
毛泽东、党中央，及时挽救了陕北这块仅存的红色根据地。
毛泽东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朱德接着说：“陕北苏区成为我们长征退却的终点；陕北苏区又成为我们整顿部队发动抗日高潮和以后发展的出发点。”
1936年4月，刘志丹不幸牺牲了。
陕北地区的工作怎么办？中央西北局的工作怎么办？
青年时代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毛泽东，目光所及，是整个中国，整个世界。他绝非包打天下的个人主义英雄，他坚信革命是阶级的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在他心目中占据首要位置的是“千千万万”，千千万万的干部，千千万万的群众。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同毛泽东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
然而，毛泽东又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局面下，全国“揭竿而起”的大大小小山头，又有多少？毛泽东承认这些山头，照顾这些山头。各个山头的干部对本山头又非常之熟悉，这一点，绝非其他山头的干部可比。但是，毛泽东承认和照顾这些山头的最终目的，还是消灭这些山头，使山头融化，全党变成一体。
刘志丹牺牲之后，毛泽东召集陕北的老同志开会，征求大家的意见，陕北地区的工作，不能没有陕北的同志参加。
大家说，陕北的干部，在刘志丹、谢子长牺牲以后，按资历，就要数高岗了。
好，高岗就高岗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