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三面红旗”?（1）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不再提“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不再提“一大二公”的问题，甚至连《农业发展纲要》也不提了。同时七千人大会还决定，要对中央的文件进行清理，将“大跃进”期间不合时宜的口号统统取消，但惟有一件，表示要继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
在七千人大会前后，以及七千人大会上都有一些同志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准确地说，“三面红旗”是“左”的思想发展的产物，站在当时说话，至少是“大跃进”的产物。七千人大会对此已经有所质疑，但它为什么还要继续高举呢？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从“三面红旗”提出的过程来看，“三面红旗”并不是“大跃进”一开始就有的，也不是哪一位领导人发明的，它是在“大跃进”当中逐渐形成的。周恩来在1964年12月1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三面红旗”是《人民日报》提的，中央跟着讲。①
关于这一情况，王学启进行了很好的梳理。摘编如下（有些地方本文作了补充）：
关于“总路线”概念的形成：“三面红旗”的第一面红旗—“总路线”的概念，是由毛泽东提出的。这可以从1955年底说起。当时正处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毛泽东将中国的工业化等项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概括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正式公布了这一口号。两年之后，1957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多快好省”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不久，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接着，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号召全国人民“鼓起革命干劲，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力争上游，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内容被概括出来了。
这一年的中央，脚步匆匆，3月4日，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多次讲话，号召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完整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至此，总路线的概念已经形成。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正式通过了这条总路线，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
关于“大跃进”口号的形成：在总路线指导下，“大跃进”的口号应运而生。在《人民日报》上见到“大跃进”一词，最早是1957年6月29日，一个署名叫于践绘的人发表文章，提出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一年。随后各地不断发表文章，提出要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推进生产大跃进等等。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大跃进”的口号提出以后，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他说：这是个伟大的发明，它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发出了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号召。5月，八大二次会议在讨论和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同时，也正式肯定了“大跃进”的方针。会议说：“1958年的春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全面跃进的春天，无论工业、农业和其他事业，都有比以前更大更快的发展。”并且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
由于这是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口号，从此响遍全国的各个角落。
“人民公社”概念的形成：伴随生产建设上急于求成而来的是生产关系上的急于过渡。1957年冬和1958年春，全国农村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为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议。于是中央正式下达了文件，各地很快开展了并社工作。
在开始并社的时候，群众自发地采用“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社会主义大院”、“社会主义大家庭”等不同的名称。6月间，毛泽东和中央为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定名为“人民公社”，认为人民公社是“一个比较最能表现这一组织的内容和最能受到群众欢迎的名称。”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发表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演讲，第一次把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公诸于世。他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8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工作，多次谈到小社并大社的优越性问题。在河南视察时，毛泽东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8月9日，毛泽东到山东视察，当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在山东的讲话。从此，人民公社好的口号，遍及全国城乡。各地小社并大社的工作迅速转变为直接办公社的热潮。8月17日，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在农村普遍建立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从此，人民公社这面旗帜也就正式举起来了。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者是相伴而生，紧密相连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运动中，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但是，把三者联在一起并构成为具有特定政治含义的新概念，则还有一个过程，大致经历了“光荣旗帜”—“三大万岁”—“三大法宝”—“三面红旗”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关于“光荣旗帜”：在1958年夏到1959年夏庐山会议以前，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者还不是并列的，总路线被作为统帅一切的指导方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总路线的产物。庐山会议及其以后，这三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了他对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既肯定了取得的伟大成绩，也批评了所存在着的缺点错误。毛泽东从“左”的思想出发，错误地认为“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说彭德怀的意见书，“实质上是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也“反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毛泽东给彭德怀扣上了令人震惊的这三顶大帽子，从而引起人们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特别关注，并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大概是为了反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庐山会议开始大树特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威望，并把三者并列在一起，称之为“光荣旗帜”。庐山会议通过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指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我国勤劳勇敢的6亿5000万人民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产物”，正因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我们取得了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伟大胜利”。这是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上出现“光荣旗帜”的提法，也是第一次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同毛泽东直接挂钩。庐山会议以后，各种报刊按照中共中央的口径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更高地举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