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大会的成果（2）
上述总结，是对建国12年来经济建设方面做出的全面反思和总结，基本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
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30年代曾恨不得一个早上就消灭敌人，夺取政权，结果险些葬送革命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又犯了经济建设的急性病，恨不得仅用几年时间就使中国强大起来，结果栽了一个更大的筋斗。吃了几年的苦头，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中国要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如果说，“大跃进”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袖们还认为“一张白纸”有优越性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开始不这样认识问题了，开始懂得中国不但不可以马上改变落后的经济现状，而且因为经济落后，处处受掣肘，至少农业就在扯着工业的后腿。大会使全党更加冷静下来，开始自觉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还有许多事情需要人们去认识，去探索。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立足国情，要克服“左”倾盲干，使人们从思想理论上有了进一步的自觉。
四、这次大会的一个重大收获，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是，人们认识到过去几年最大的经验教训是“缺乏民主”，此前人们比较强调是缺乏经验。大会在讨论时，不少同志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认为缺乏经验是一个原因，但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说假话、搞浮夸总不能说是缺乏经验，关键是党内缺乏民主，不让人讲话，动不动就拔人家的“白旗”，戴右倾的帽子，就批判，就斗争。结果弄得党内风声鹤唳，万马齐喑。如果民主气氛好，没有经验，可以从别人的意见中得到启发；头脑发热，可以在别人的劝谏下冷却清醒。“大跃进”期间，就因为这些机制不存在，才会一错再错，而且得不到及时纠正，乃至泛滥全国，造成令人痛心的巨大损失。这一点在大会讨论时，不少人纷纷提及。但事后刘少奇说，“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注意”。
那么，起草委员会为什么没有注意呢？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刘少奇等似不会认识不到，关键是毛泽东没有谈到，所以刘等不便深谈。到1月30日，毛泽东作了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讲话之后，大会的气氛才再一次活跃起来，刘少奇等的讲话也随之深入起来。
2月8日，刘少奇说：“毛主席就讲了一篇民主集中制，……这一篇道理，在小组会上反映出来了，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注意。过去几年，有集中过多的偏向。这种集中过多，不是真集中，不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而是独断专行。我感觉，我们这几年的主要经验之一是这一条。”②刘少奇还说：“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吃了不讲民主的亏。我们不发扬民主，不善于听人家的意见，不充分在人民中间讨论，不认真取得他们的同意，这是一条很大的经验教训。”①刘少奇后来在修改自己的讲话时，又强调这是几年来犯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全部原因”。②“如果我们这几年完全根据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完全走群众路线，有许多错误不会犯，即使犯了，也可以早发现。”③刘少奇的这番话，可谓肺腑之言。大会给人传达的信息是，以后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要发扬民主作风，要让人讲话，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不再搞过火斗争，不能让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对过去反右倾、拔“白旗”搞错了的要一律平反等等，这些都是从上到下通过大会总结经验而达到的共识。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与会者都能认识这么深刻，其中还存在相当不同的认识，但至少大会表现出来的是这样一种形势，这样一种气氛。而这样一种民主、奋进、团结一致战胜困难的气氛，无疑立即鼓舞了当时人们的士气，振作了大家的精神。
大会上，粮食征购问题的最后解决，就充分体现了大会的民主精神。本书在介绍召开大会的原因时，曾谈到直接的起因是粮食问题。大会之前，在粮食征购问题上，中央和地方几乎是对立的，中央决定从地方上购粮150亿斤，结果地方叫苦连天，不愿接受，中央无奈专门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一个一个地落实。这些书记们在中央的压力下，虽然接受了征购任务，但很勉强，表示还有难处，中央这才决定召开有地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后改为七千人大会），同时强调要反对本位主义，地方要顾全大局。现在，中央真正放下架子，反复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体谅农民的困难，决定再把工业发展的速度调低一些，挤出工业用外汇，多进口一些粮食，以缓解地方的征购压力。中央的这一举动，受到各省委书记的热烈欢迎，也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相互认同。当时的王任重在日记中说：“这个问题一解决，这次大会就可以圆满结束了。从‘压力下’解放出来，才真正心情舒畅。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作风终于得到完全胜利，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为今后党的会议树立了典范。”由此也可以印证当时许多与会者的心情同王任重一样，是愉快的。
大会在取得重要成绩之外，显然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但毛刘之间最决策高层的思想不但没有统一，而且加大了分歧。④当时刘少奇表示，大会对过去几年工作的总结只是初步的，以后还要总结；毛泽东也表示了这个意思，“是一个初步的总结”。他们两人都认为这个总结是初步的，那么这个“初步”在毛和刘那里，却有着不同的解释。毛泽东认为，认识需要一个过程，“三面红旗”到底正确不正确，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检验。⑤刘少奇则认为，一是时间短，有些问题还看不那么清楚，所以这个总结只能是初步的，在这一点上，他同毛泽东的看法是相同的；但死了那样多人，生产力遭受那样大的破坏，不能总结一次就行了，以后还要不断地总结，在这一点上，就与毛泽东不大相同了。
还有，这次大会没有从 “三面红旗”，这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指导思想方面来总结经验教训。“三面红旗”到底对不对？大会明显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人甚至提出了相当严重的质疑，有鉴于此，大会只是作出了对“三面红旗”允许怀疑的承诺，但最后还是表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还要继续高举。因为没有在指导思想上彻底纠正错误，也因为还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对日后出现的比较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实践探索就缺少了理论上的支持，使之很容易便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或者是被当作错误路线打压下去，如“包产到户”等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