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6）
为实现上述目标，计划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4000亿斤，1972年达到4500亿斤；1967年棉花达到3500万担，1972年达到4500万担；1967年钢达到2000万吨左右，1972年达到3000万吨左右；1967年煤达到3亿8000万吨左右，1972年达到4亿5000万吨左右。
在讨论时，华东地区的同志普遍反映：指标定低了。他们问，以后还增产不增产？信心怎么办？10年计划的水平，比第一个5年计划还低。这怎么能说是把“三面红旗”举得更高？有些人还说，这些指标完不成呢？实事求是和能够做的事如何结合起来？困难，本来就是困难，不困难，还革命？指标越低越好，不是小苗头。1962年的粮食指标是3200亿斤，1952年是3100亿斤，现在农业生产的条件同1952年比较，到底怎样？10年后，还只有4300亿斤（这是又调低后的数字，下同），怎么解释这个计划是宏伟的？有的人说：到1967年，只有3800亿斤，对于能否基本解决吃、穿、用的问题，能否适应年产2000万吨钢的需要，表示怀疑。
国务院的农村组，也提出粮、棉指标似乎低了，建议作重新考虑。
华北也有人提出10年指标太低，鼓干劲不够。
还有人说，老问题和新情况的界限不清楚。“三高”主要是1958年和1959年。现在的情况是指标太低了，低了也不接受，越低越好。高指标问题已经过去，现在是低收购，过去手太长了，现在是应收未收。过去是瞎指挥，现在是不敢指挥。要适当讲一讲。
1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修改后的报告时，一向被认为务实的邓子恢，也提出指标低了。
刘少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答。他说：邓老提出的意见，粮食1967年3800亿斤少了，应该4000亿斤，至于这个报告上面是不是改成4000亿斤，问题是我又怕搞高指标，写了又达不到。写少一点，我写3800亿斤，你们能搞4000亿斤，我就是保守主义者了。写了达不到，陷于被动。指标低一点，少一点，不会陷于被动。而指标低一点，是不是干劲就少呢？我看也不是。指标高一点，不见得人民的干劲就高一点，好几次都是低指标的时候人民的干劲就起来了，而有好几次，在高指标的口号下，人民的干劲落下来了。所以，不要把指标的高低跟人民的干劲联系得那么密切，鼓舞人心，外国人看了不好看。不管外国人，让他们轻视我们一下好，让他们说我们不行吧。
看来，中央是被过去几年的高指标搞怕了，做计划充分留有余地，唯恐不能实现计划，而造成工作的被动。
后来的情况是：1967年全国的粮食产量达到4356亿斤，1972年达到4800多亿斤。1971年全国粮食产量曾达到5100亿斤。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设想。
1967年棉花产量达到4700万担，1972年达到3900万担。棉花的产量1967年就达到了1972年的水平，而1972年却下降800万担，这可能与搞“文化大革命”有关，只抓粮食，不搞其他生产。
1967年钢的产量达到1029万吨，1972年达到2338万吨。1966年钢的产量曾达到1532万吨，由于“文化大革命”，1967年下跌20%多，到1972年照3000万吨左右的计划指标还相差甚远。
1967年煤的产量达到2亿零600万吨，1972年达到4亿1000万吨，也没有实现计划指标。从上述四大类产品生产的结果来看，粮食指标估低了一些，其他产品则比较适中。当然，如果正常发展，不搞“文化大革命”，所有指标都可能超额完成。
总的感觉是，中央牢牢记取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小心谨慎地制定着今后的生产计划，要实实在在地发展生产，决不再妄目冒进，因为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因此，也受到一些同志对指标的质疑。
反不反分散主义？
刘少奇的报告一共讲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集中统一”。这个问题的中心是要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也是这次“七千人大会”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报告说，这是“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分散主义是怎么来的呢？“大跃进”期间，中央看到了苏联“计划即法律”的弊端所在，只发挥了中央部门的积极性，而限制了地方的积极性。中央领导层决心突破苏联的框框，走自己的路，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即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1958年6月，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在近期内将原中央管辖的轻工业企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中央的出发点是好的，苏联经济的缺点也确实存在。问题是计划经济本身就有其弊端，如果不改变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只将权力下放，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况且，中央只是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从来没有下放给企业，所以中国经济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前，总是存在一个怪圈：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死了再放。收了放，放了收，循环往复，多少年也没能超出这个怪圈。
1958年的放，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工作之粗糙是空前的。下放后的管理体系缺乏相应的配套机构和措施，因而陷入混乱。再加上当时整个经济运行的态势是追求超高速的高指标，使本来就缺乏经验又无充足准备的地方政府，不顾自身的财力、物力、人力条件，乱投资、乱上项目、乱搞计划外生产，经济工作秩序一塌糊涂。中央与地方分权的结果，最终演化成为分散主义。一旦遭遇大的经济困难，急需中央集权调控的时候，偏偏指挥困难，调控费力，严重干扰中央调整国民经济方针的贯彻落实。因而，中央决策层突出地感到，分散主义已成为统一思想、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严重障碍。
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在谈到分散主义问题说：
经济工作方面的分散主义，使国家的生产计划被搅乱了，使国家的基本建设计划被搅乱了，使国家的物资分配计划被搅乱了，使国家的商业计划被搅乱了，使国家的劳动计划被搅乱了，使国家的财政计划被搅乱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