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2)
这里先举两个例子,似可对上述观点有所说明。1958年9月,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时,他问公社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斤?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刘少奇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可见就连原来主张反冒进、且出身农家的刘少奇,也弄不清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情况,缺乏经验是一种普遍现象。
不过,下一个例子就很难完全归结为缺乏经验了。1958年,广西在放钢铁日产量卫星的时候,省委书记亲自去现场考察,发现高炉用的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碉堡;没有炼铁的煤,人们把树砍了做燃料,认为只要把矿石烧黑,就是铁了。书记问身边的技术人员是不是铁,技术人员明明知道这不是铁,却不敢说,结果书记信以为真。这与没有经验、不懂技术常识有着直接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人们不敢讲真话,这就不能归结为没有经验,而是缺乏民主的气氛,结果闹出很多悲剧。
所以有人就单刀直入地问: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如果是缺乏经验,为什么单在这几年发生这么大的问题?说假话总不能说是没有经验,党的优良传统为什么这么短时间就丢掉了?还有人说:没有经验这是对的,一切归咎于没有经验,不能说服人。
有人说,为什么会产生高指标,大家当时为什么相信它、接受它呢?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深信不疑;一种是将信将疑;一种是认为指标高一点,可以鼓干劲,动员群众,结果适得其反。这三种情况均可以归结为经验不足。除这三种情况之外,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虽然心里认为完不成,但是不敢说;一种是明知不行,硬说能完成,为的是迎合领导,投其所好。这两种就不是缺乏经验的问题了,而是属于思想问题。
显然,这触及到了问题的深处,党内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气氛,是“大跃进”失败更深层次的原因!因为没有经验,可以从别人的意见中得到启发;头脑发热,可以在别人的劝谏下冷却清醒。但遗憾的是,人们不敢讲真话,结果一错再错,乃至祸及全国,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从这些发言来看,不少人认为中央强调缺乏经验多了,因而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意见。
二是认为犯错误的关键原因是在反倾向斗争问题上,或者说是因为党内斗争过火。一些人说: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光是从反右考虑问题,把党内一些不同的意见,也作为两条道路的问题斗争了,根本问题在这里,光说没有经验是不行的。言之无罪到言者有罪,各级党的组织不能推之无经验。还有人说,党内斗争过火,时间过长,挫伤了一些同志,也使党外一些干部存了戒心。光说脑子发热,不能真正的吸取教训。
有人举例说:在干部中开展一个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强调“把一切窃据在领导岗位上的白旗拔光,不管他们的功劳多大,历史多长,地位多高,只要他们是白旗都把他们拔下来”,致使许多干部不敢真讲话,担心被当作白旗拔掉!
甘肃、青海两省有些人还针对1960年冬的整风整社工作提出意见。他们问:信阳经验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在甘肃推广是否适当?
信阳是“大跃进”的重灾区。在追查信阳问题时,中央认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坏人掌权,因此在全国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对此质疑的人,也包括湖南的同志。他们问:“整风整社运动究竟哪些对哪些不对?要请省委加以说明。信阳经验究竟是不是成功的经验?要请创造人作个报告。”
可以看出,这些意见也很尖锐,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几年来,上边听不得下边的不同意见,动不动就上纲为思想路线问题,就定性为右;对于出现的问题,总是简单的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和处理,使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没有了不同声音。也就是说,主要在于不断地用思想路线划线,在于党内的斗争过火。中央的报告稿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具体的阐述。
三是认为犯错误的原因是主观主义造成的。他们说:这几年我们的主要问题不是分散主义,也不是高指标,而是主观主义以及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惩办主义的组织手段。高指标、命令主义、惩办主义都是由主观主义产生的。很显然,这是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中央的报告稿强调“没有密切地接触实际,认真地去进行调查研究”,实际上也意味着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四是认为这几年的主要错误,是生产关系变化太快。广东有人说:农村中的错误是否仅限于“三高”“一刮”?这些固然是原因,但所有制改变过急,生产关系的变革没有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违反了客观规律,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商业、手工业中,所有制也变动得过快。还有人说:农业方面的“三高”不是实质问题,而是所有制、分配制度、生活集体化的问题。中南局有人提出:农业问题,根子是所有制;工业问题,根子是颠倒了农、轻、重的关系。这几年的主要错误,是生产关系变化太快,政策、体制、任务、干部太不稳定。这几年党的政策是坐船照镜子,摇摇晃晃。从思想认识上讲,是忽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强调不断革命的时候,忽略了革命发展的阶段论。
有关这些问题的议论,至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与会人员注意从所有制、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相适应,从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从关注农民的积极性等来考察问题所在,十分可贵。在后来经过修改的中央报告将这些思想都融入了报告里。
五是认为在经济建设上综合平衡不够,是根本问题之一,实际工作中,违背主席农、轻、重关系的指示,是出毛病的重要根源。有关这一点,相对高层的负责干部谈得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