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1）
1962年的1月，北京处在严冬季节，时逢困难时期，人们更加觉得寒冷难捱。此时此刻，没有人知道，一次不对外宣传的、与会人数达七千人之多的大会正在北京举行，全中国高、中级官员云集一堂，谋划着国家走出危局、恢复民生的大事。
当时的中共中央，下设六个中央局（也称大区）：华北、西北、西南、东北、东南、中南。中央局下设省、地、县。所有与会人员，除中央局书记外，每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来四个书记，每个地委来三个书记，每个县委来两个书记，全国各大厂矿来一个书记和一个厂长，中央各部委的党组成员是全部参加。
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发到大会以后，第一天为阅读时间，第二天起，各省以地区为单位，国务院系统分小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分四个组（一组、二组和文教组、外事组）进行讨论。
经过“大跃进”的挫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付出千万生命的代价，已经使绝大多数人变得冷静起来，开始实事求是地考虑问题了。
柯庆施，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大跃进”运动重要的积极倡导者、配合发动者之一，到1961年也冷静下来了。袁宝华回忆：1960年，我到国家经委工作，被派到上海蹲点。有一次柯庆施找我谈话，就问我，究竟怎么样，现在的粮食够不够吃？工人、农民和咱们不一样，咱们吃多少菜，不吃多少粮食，工人、农民没肉吃，全靠吃粮食啊。柯庆施也感到心里没底了。
毛泽东也冷静下来了。他不断作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和中央犯了错误，并带头纠“左”。
实际上，自1960年冬以来，人们就开始反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了，在各种层次的会议上已经发了不少这样、那样的议论了！但这些意见都是在一些讨论具体问题的小型会议上讲的。这一次则不同了，中央召开了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五级干部大会，七千多人在北京聚集一堂，一起回顾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就显得非同非常。报告一发下来，立刻引起与会者的严重关注。所有与会者，他们既是“大跃进”运动的参与者，又是不同层面上的领导者，对报告所谈的情况非常熟悉。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想想“大跃进”，遭遇这么巨大的挫折，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他们为此感到困惑不解，感到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问题要问。
由于大会采取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方针，甚至中央的报告稿，未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便直接发给大会听取意见，因而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起来。
当会议组织讨论时，不少来自各个阶层的官员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纷纷发表意见，谈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可以说，“双百方针”在这次大会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大会议论最多的，是对当前国内形势的认识，对出现困难局面的分析，对错误的表现、错误的性质、错误的责任、错误的原因的探讨以及对“三面红旗”和反对分散主义的看法。
当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还只有12年的历史，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不可能达到像今天这样的深入。历史的局限，加上要在肯定指导思想的前提下总结经验，使大会不太可能取得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上的突破。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意见触到了深层次问题和一些比较敏感的领域。
为什么会犯错误？
这几年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困难局面？我们到底犯了哪些错误？为什么会犯错误？这几乎是所有与会者非常关心的话题。
对于这些问题，刘少奇在报告中说：
这3年里，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发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再加上1959、1960、1961连续3年全国广大地区的严重自然灾害，就使我们遭到了许多困难。
在1958年以后的农村工作中，我们曾犯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生产上犯了瞎指挥的错误。1959年、1960年农业上的严重减产，以及农村所发生的许多困难情况，一方面，是受了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对于我们所犯的这些错误的一种惩罚。
在工业工作上我们也犯了要求过急过猛、计划指标过高的错误和在企业管理工作上的一些错误……
在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也发生了类似的问题。
…………
中央在研究了这几年的工作以后，认为，这几年有一部分的建设工作的缺点错误的产生是由于中央还缺乏经验，未能及时制定各方面所必需的具体政策，或者有些政策规定得不完全恰当的原故。有些正确的政策，在规定以后，中央没有严格实行检查督促，因而贯彻不力。中央在这几年来还规定过一些过高的国家计划指标，不恰当地提倡过一些引起不良后果的事情，例如几个“大办”，在调整国家体制方面，把管理权力下放过多，等等。中央许多同志常常是依靠汇报来了解情况，并且轻易地相信了那些不符合实际或者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汇报，没有密切地接触实际，认真地去进行调查研究，有一个时期对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因而对工作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报告还讲到庐山会议中断反“左”也是犯错误的一个原因。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在中央看来，这几年工作上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三高”、“一刮”、瞎指挥、几个“大办”以及实行平均主义和管理权力下放过多等方面，犯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央还缺乏经验，未能及时制定各方面所必需的具体政策，一方面是没有密切地接触实际，认真地去进行调查研究，因而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策。
大会讨论时，对于“大跃进”期间表现出来的错误，大家的分歧不大，但若追究这些错误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犯错误，错误的根源是什么这样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时候，大家的认识就不一致了。他们各抒已见，看法很多，有些意见很快就突破了中央报告的认识范围。如果说报告谈得比较抽象、笼统，那么大会的讨论则相当具体、深入、广泛，其中不乏远见卓识与真知灼见，即使今天看来，也令人为之击掌！综合起来，大体有以下一些意见：
一是认为过去几年之所以犯错误，确实存在着缺乏经验的问题，但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归结为缺乏经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