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究竟对报告怎么看？（2）
除上述情况，似还有一种可能，七千人大会比较侧重的是经济工作，经过“大跃进”运动的失误，毛泽东自觉在经济问题上，他不如第一线的其他领导同志内行，因而有意让一线同志去做。这恐怕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既然毛泽东对报告的起草工作采取了比较超脱的态度，是否就可以理解为，当他看了报告稿以后，继续采取一种超脱的态度，看也不要看完，干脆就让大会去讨论好了呢？从他1962年1月10日写给刘少奇、邓小平等的批示来看，显然不是这种情况。
应该说，报告的内容有些出乎他的意外！
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毛泽东审阅报告稿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推迟3天做报告”。从这一点不难判断，他对报告是有保留的。很明显，想要修改一下，再在大会上宣讲。而这个修改的时间，至少需要3天。3天的时间，就不仅仅是文字性的修改了，应该说是要有较大的修改。
第二，毛泽东对报告的批示，第一句话就是“觉得好”。那么是否就能说毛泽东对报告持赞同意见呢？很难那么讲。因为他在批示中很快又说，“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还说出席中央小型工作会议的100多人，对报告的感觉和他恐怕也是一样的，因此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
从这里不难看出，“觉得好”是客气话，不太满意才是实情。既然好，干嘛还要推迟三天做报告？这意味着毛泽东内心对报告还有些想法，也就是说报告的有些地方还不太符合他的心思，或者说他的一些想法在报告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看看毛泽东在1月30日发表的大会讲话就可以得到注解，他说：“这个报告草稿是少奇、小平、陈伯达、胡绳、吴冷西、田家英几位的主张。”把毛泽东的这段话，理解为刘、邓等主持起草的报告的精神并不完全代表他毛泽东的观点，我想是不过分的。
那么毛泽东对报告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呢？从目前现存的文字和知情者回忆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对报告没有提出过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只能依据比较可靠的材料进行判断。通过杨尚昆的日记分析，毛泽东在做出将报告稿直接发给大会讨论的决定之前，对报告稿的第二部分“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曾认为不能变，也就是说他是坚持反对分散主义的。第三部分他还没有看，不存在满意与不满意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对报告稿不太满意的地方，也就是第一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了。
这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进行了判断，对建国12年来、特别是“大跃进”4年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1962年的工作任务和1963年至1972年的工作计划进行了部署。
问题恐怕就出在这里。尽管报告的框架结构和基本精神，是按毛泽东的思路来搞的，但问题是对过去几年的工作怎么总结？讲到什么程度？这中间肯定要涉及成绩和错误、错误的责任和原因，涉及对当时形势的估计等等。如果将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稿同后来修改的报告稿进行一番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前稿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是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放在一起混着讲的，哪些成绩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没有单独讲，而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所以在大会上有人抓住这一点说，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一片黑暗，越看越没劲。修改后的稿子，重点总结“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是12条，缺点错误4条，并增加了基本经验教训16条。此外，毛泽东曾多次讲过，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前稿上，却没有这样的判断。
我们联系毛泽东对当下形势的乐观估计，对过去工作的较多肯定，可以猜测到或许他当时认为，这样的报告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肯定不够，否定太多，要达到为大家鼓劲的效果，恐怕很难成功！同时也难免会有一些莫名的郁闷在心头！
显然，毛泽东心里对报告不很满意。但从他的批示来看，开始并没有决定把报告直接发到大会讨论，而是提出推迟三天作报告，这表明他想修改。至于怎么改，也就是说报告应该怎么写，毛泽东肯定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恰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此事对毛泽东做出把报告直接发给大会的决定，似乎有着直接的影响。前面谈到，1月8日，在刘少奇指示把报告的第一、二部分送给毛泽东审阅的同时，也发给中央小型工作会议进行阅读讨论。小型工作会议的安排是8日阅读一天，9日讨论。结果是“议论甚多”，或者说“莫衷一是”。 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对毛泽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他感觉到，对报告有着不同看法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了。
毛泽东可能还会想到，这个报告既然在一百多人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遭遇到“议论甚多”，那么拿到七千人的大会上该是怎样呢？对于“大跃进”的失败，对于当前形势等的认识，他和刘少奇等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百多人的会上就已“议论甚多”，表明全国省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对此存在着意见不一致，那么更多的县委、地委书记们会怎么议论呢？由于地区不同，工作性质各异，肯定也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怎么办？还能够强行按着自己的意志统一全党的思想吗？这个问题，毛泽东应该是反复思考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等对“大跃进”运动提出批评，被打压下去的结果，不但中断了纠“左”，而且带来的后果是1960年的巨大反弹，致使国民经济遭到更加惨重的损失，所呈现的是更加困难的局面。这一严重的教训，毛泽东不能不考虑。
再者，1962年的情况同1959年已经有了很大差别。1959年，虽然已经发现“大跃进”的一些错误，发现了一些地方出现的困难局势，但全国性的危机还没有爆发。到了1962年，“大跃进”运动已经造成重大损失，全国人民吃尽了苦头，经过1961年的全面调整才稍有好转。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总结经验已不可避免，人们的纷纷议论也当在预料之中。
回顾过去的错误，面对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应该说毛泽东的压力是很大的，一方面感到内疚，一方面是下边同志的质询、批评和抱怨。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可以有很多的选择：1957年反右是一种选择；1959年庐山会议是一种选择；发扬民主，让大家充分表达自己的心声，并主动作自我批评也是一种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