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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为什么开规模巨大的会议?(5)
作者 : 张素华


  为什么要开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会议?(5)

  

   会议的直接起因—粮食征购发生了问题

   中央决定制定7年计划,是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但对眼下,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尤其是火烧眉毛的粮食问题,必须即刻解决,容不得半点拖沓。

  

   3年“大跃进”使全国粮食全面紧张,因为粮食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中央才下大决心精减城市人口,虽然减掉了1000万人,国家手中的粮食还是很难满足城市的最低需求。加上国家手中的外汇不多,又无力去国际上购买很多粮食。以当时的国际环境,即使手中握有外汇,也担心一些国家不会卖粮食给中国。

  

   因此,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不得不挖了库存。1961年9月8日,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指示说:“国家周转库存比去年更加薄弱。从国外进口粮食的计划已经打满,而又没有充分把握。城市工矿区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险。”在1961年,城市已发生几起请愿事件,万一因为城市断粮,市民骚动起来,比农村的乱子还大,后果不堪设想。为此,中央心急如焚。

  

   中央着急是一回事,而从各省市上调粮食供应津、京、沪能否实现是另一回事。相反,中央感觉自1960年河南、山东、甘肃问题爆发以来,省以下都在考虑如何使农民吃多点,农业恢复快点。对于城市,想得少了。或者说,强调自己的困难多了,全局意识差了,用李先念的话说,过去是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相当普遍。因而中央在落实粮食征购、上调指标时深感困难重重。

  

   1961年全国征购粮食720亿斤,中央上调60-70亿斤。9月庐山会议时,中央通过和各中央局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可是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问题全面告急,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情况十分紧急!

  

   此外,1962年的征购任务也还没有落实下来。1961年国家用3亿5000万美金(合人民币14亿元)进口粮食,几乎将所有外汇全部用来购买粮食了。按这种情况进口粮食,就不能进口其他急需的工业物资,如机械设备、化肥、有色金属、橡胶等等。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还要靠进口粮食吃饭,怎么发展?永远也翻不了身。有鉴于此,中央一方面精简城镇人口,一方面计划向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其中上调150亿斤),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也是一个大跃进。结果下边反映十分强烈,表示无论如何很难完成。怎么办?为此,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没有解决问题。

  

   无奈,1961年11月10日,中央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

  

   会上,邓小平直通通地说粮食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今年的数字无非60亿,搞得好70亿,主要是30天的工作,这30天抓住,就抓到了,这30天抓不到,就乌呼哀哉。

  

   邓小平的话,如重锤一般,砸在了每一位与会者的心上。

  

   他接着说:总想减,不努力完成任务,说不过去。这是这两年的一个思想状态,整风要首先整这一条。庐山会议确定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不能讲价钱。这个年度的任务,一句话,大家努力完成。

  

   邓小平讲完1961年的情况,没等各中央局书记喘口气,连珠炮似的又讲到了1962年的任务。他说:1962年是个很大的政策问题。无非是120亿斤(指中央上调的数字)、150亿斤、180亿斤三个方案,120亿斤的方案,就得大量进口没有一点回旋余地,日子很难过,工业上不去,不能调整;如果是150亿斤,大体上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180亿斤就可以不进口,也有点调剂余地。

  

   邓小平讲完,刘少奇望着大家说:这三个数,怎样下决心?

  

   下边是一片沉默。

  

   各中央局书记其实也在心里叫苦,他们处在一个两难境地。论心情跟中央是一致的,若从本地区考虑,下面和他们也是斤斤计较,在中央把任务接了下来,回去怎么办?他们也要落实到省里。若是不接受,邓小平已经把话讲得这么重,不接受也很难过关。怎么办?

  

   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首先打破了沉默,他说:从华东各地反映的情况来看,今年的上调任务,除福建外,都保证完成。在粮食问题上,我深感进口粮食不是办法。

  

   讲到这里,柯庆施又把话锋一转:但是现在大家的屁股都坐在农民方面,现在的问题是讲征购就抵触。

  

   笔者相信,中央领导听了柯的这句话,心中的弦肯定绷了起来,第一炮就要卡壳。不过柯庆施接着讲的是:他赞成150亿斤,但是华东上调的数字太大,一下子完成那么多不可能。

  

   看来柯庆施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他虽然赞成150亿斤,但却要求减少华东的上调数字,实际上这球又踢给了中央。但从中央来讲,不管怎么说,柯庆施总算接受了150亿斤的盘子,所以他们还是舒了一口气。

  

   柯庆施开了头,其他中央局第一书记除宋任穷外,均按柯庆施的口径,表示今年的任务无论如何也要完成,明年拥护150亿斤,但又不敢打保票。一致强调大家的屁股都坐在农民方面,现在的问题是讲征购就抵触,表示回去以后还要做工作。

  

   这时,华北局提出:下边有困难,若把形势讲透,把方针搞明确,把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一个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明年一月开也可以,也可以考虑跟工作会议结合一块开,打通思想。

  

   邓小平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可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说了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

  

   这次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虽然在接受上调任务时,表现得有些畏难情绪,但毕竟接受了150亿斤的盘子。负责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如释重负,他高兴地说:讨论得很好。首先一条还是现在到明年六月怎么过的问题,搞得不好,城市里开不了饭。拜托各位把北京保一下,现在知识分子和干部病得很厉害。
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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