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对郭沫若等子女，既慈爱又严格，芭蕉花的故事就是一例。母亲由于长年劳累，身体衰弱，每年秋季总要晕倒一回，旧时称为“晕病”。在郭沫若五六岁的时候，他和二哥一起偷偷地摘了别人园内的一朵芭蕉花。据说芭蕉花是治晕病的良药。当郭沫若把芭蕉花献给母亲，母亲问清了芭蕉花的来历之后，非常生气，立即叫郭沫若和二哥跪在床前，连连叹气地说:“唉，娘生下了你们这样不争气的孩子，为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不一会儿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把兄弟二人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一顿。芭蕉花到底没有用上，可是父母对郭沫若的严格教育，却是他认识人生的起点。母亲不仅生育和抚养了他，而且以其善良正直的品质和艰苦卓绝的性格为蓝本塑造了自己的儿子。
郭沫若的父亲早年失学，母亲没有念过书，他们深知失学的痛苦，因此对儿辈的教育很重视，要求也很严格。郭沫若上学很早，1897年春天，这个4岁半的“翩翩少年郎”就上学了。父母在家里专门设立了家塾——绥山山馆，聘请了当地很有名望的沈焕章先生为塾师。
沈焕章先生是犍为县人，他学问渊博，卓识过人，忠于职守，所以在沙湾很受尊敬。郭沫若在父亲的带领下到绥山山馆去拜师发蒙。点燃一对红蜡烛，焚烧三炷香，父亲用手按住他，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磕了三个响头，向执教严格的沈先生拜了师，算是正式发蒙。
绥山山馆的学生总数不过十人上下，大都是自己家里人，但程度却参差不齐。郭沫若开始读的是《三字经》，每天都要背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他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觉得实在是枯燥无味。上学后的第三天，他就开始逃学，他再也不想念了。在同窗们一片“逃学狗，逃学狗”的笑骂声中，郭沫若被父亲用强制的方法送回学堂。沈先生教书十分严格，他认为自古以来读书就是为了做官，教育儿童只有一个字，就是“打”。所以沈先生最初在教刑上是十分严厉的。
沈先生有个三尺来长的竹片，是惩罚学生的刑具。郭沫若因顽劣而时常挨先生的竹片打。有一次，郭沫若的头上被打得满是疱块，晚上睡觉时痛得不能就枕，母亲看了之后，心痛得哭了起来。母亲告诉他要好好听沈先生的话，并且找出一顶硬壳旧帽子给他，里面还有四个毡耳。郭沫若高兴极了，以后每天上学他都戴上这顶“铁盔”一样的帽子。先生再打他头时，只是空响，脑袋却一点儿也不痛。但这个秘密很快便被他二哥发现了，一天上学堂的途中，他的“铁盔”被二哥抢去，他便大哭起来，于是，沈先生也知道了这个秘密。
“打”，不能制服儿童天真活泼的向上心，他们对那无聊、枯燥的学习依然不感兴趣，还是常常逃学。
为了解决问题，沈先生对学生改用“诗罚”。一天，郭沫若和同学们背读《易经》、《周礼》，感到枯燥无味，恰好外边天气晴朗，他们乘先生不在时，跑到附近的和尚庙去偷桃。后来此事被沈先生知道了，先生生气地说:“你们不好好背书，出去偷桃，想必书都会了，现在你们就跟我对对子，对不上我就叫你们吃‘笋子炒肉’!”(“笋子炒肉”是沈先生用竹片打学生的刑罚。)
沈先生沉默了一会，说：
“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你们谁能对上，就免罚。”
郭沫若站了起来，说道：
“他年攀桂步蟾宫，必定有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