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彭林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198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1999年调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思想文化研究所。彭林教授是国家“九五”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专家，他在先秦史、古代礼学、历史文献研究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出版了十余部学术专著。1996年5月16日，新华社向海内外发布了一条消息，国家“九五”重大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启动。这个消息发布后，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很多人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启动这么一个工程，它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有多大的意义，它最后的结论究竟如何，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工程等等。今天能有机会来给大家就这个项目的情况做一个介绍，我感到很荣幸。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先我想谈一下这个项目的缘起，怎么想到要组织这么一个工程。在我们中国，我想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知道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这个五千年文明史是怎么算出来的？最早应该从司马迁那里开始。司马迁写《史记》第一篇就叫做《五帝本纪》，司马迁自己曾经说，当时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学者往往谈我们历史的时候，要谈到五帝，但是就在我们官方的经书里面，有一部叫《尚书》，尚书里面没有谈到五帝，只谈到尧舜，所以很多学者，对于尧舜以前的历史是不相信的，司马迁对这个问题就抱着一个调查研究的态度，到各地去游历，去考察。各地的长老，他们都谈到我们这个地方黄帝曾经呆过，或者炎帝曾经呆过，或者颛顼曾经呆过，那么他调查下来结果呢，“不离古文则近世”，就是跟《大德礼记》记载的那些东西是接近的，尽管有一些东西，现在读起来听起来觉得有些疑问，但是在那样一个大的范围里面，口耳相传确实有这样一段历史，所以司马迁就决定，把五帝时期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开始，写在《史记》的第一篇，他这个说法影响非常之大。实际上，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里面有一种体裁叫做表，就是年表，作为杰出的历史学家，他完全清楚历史离不开年代，我们的历史是按照年代来记叙的，司马迁在写年表的时候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他当时读到许许多多的文献，发现文献里对各个帝王都有年代的记载，比如黄帝在位多少年，炎帝在位多少年，夏来是谁，在位多少年……很遗憾这些记载互相矛盾，司马迁在写这个三代世表的时候，他在前面加了一段话，叫做“余读牒纪”，就是以前帝王的谱系，“黄帝以来皆有年数”，都有纪年，那么读下来的结果，“古文咸不同，乖异”，所以有矛盾，怎么办？司马迁在不能决定哪一说正确，哪一说错误的情况下，只能忍痛地把这一段历史的年代全部舍去，所以他这个年表的第一个叫做三代世表，就是夏、商、西周，这个三代叫做有王无年。开头比如说夏禹，但是夏禹在位多少年没有，他的儿子太康、中康，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年代，他在位多少年没有，一直到少康等等，再下去，整个夏代，整个商代，西周的前半期都是这么一个情况，有王无年，王是很清楚的，可惜全没有年代。司马迁把这个年代进行了清理，一直理到什么时候呢，就是西周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从这一年开始，各个诸侯国的纪年，和王室的纪年才完全一致了，所有的诸侯和天子全部有年代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很令人尴尬的场面，就是说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实际上我们可靠的记载，只能追溯到公元前841年，也就是说，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甚至不到三千年。这个情况，学术界感到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从西汉末年的刘歆开始，许多学者致力要把这个谜给破解，可以说两千多年来，古今中外的学者，在这个上面倾尽了心血，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它所涉及到的方面太多，用个人的力量很难把这个问题做出突破性的解决，大家都感到这个题极困难，做这件事的人越来越少。后来又有人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要让学术界联合起来做，这个人就是前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埃及国家博物馆1993年他应邀到埃及访问，参观了埃及的国家博物馆。埃及国家博物馆之大家都知道埃及的文化非常灿烂，在博物馆里面，他感到非常震撼，就是看了这个展览以后，他感到对这个国家整个的看法都改变了，尤其是它里面有一张年表，就是埃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六千多年，哪个王多少年，哪个王多少年，非常清楚，这张年表使他感到非常地震惊。回国以后，宋健同志就开始找我们国内编写的历史书看，他曾经找了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几种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教材来看，就发现我们所有的书都是从夏开始的，在我们书后面，附录里的年表中，五帝是不写的，都是从夏开始。从夏开始各个书也不一样，打开第一本一看，约公元前21世纪，夏在黄河流域开始活动；再翻开一本，约公元前22世纪，黄河流域出现夏朝；再翻开一本，约公元前20世纪，夏朝开始在黄河流域出现。大家想想看，三个世纪过去了，只是一个朝代，我们国家自己的学者，对我们本民族文化的年代看法，可以相差几个世纪，这使他感到非常地吃惊，这反映了我们对中华民族起源这个问题，学术界缺乏一致的共识。尽管我们都说，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实际上这里面有许多非常含糊的看法。在国外许多大的工具书的后面，都有很多附表，其中有的附表就是世界诸古文明对照的一个表，这个表一打开，第一篇就是埃及，接着就是两河流域、印度等等，我们中国全是空的，要翻好几篇以后才开始出现约多少世纪黄河流域有夏。所以前一些年，剑桥写剑桥中国史，第一卷是秦汉史，人家说你们自己都弄不清楚，你们自己先弄清楚再说。这些年看法好像有所改变，先秦卷现在好像也写出来了，但是总之从我们自身来说，大家感到这是一个问题。当时宋健同志就觉得，对于夏朝是从哪一年开始，我们竟然可以有三百年的分歧，一个朝代都过去了，这个时候他就提出来要找一些学者、专家来座谈，究竟什么原因，我们这个年代问题解决不了，如果解决的话应该怎么办。这个会里面大家都谈到，要解决这个问题，它涉及到考古学的问题，涉及到考古文物测年的问题，涉及到天文学的问题，涉及到古文字学的问题，涉及到文献学的问题等等等等，我们每一个学者个人的力量，都很难穷尽这么多门类的知识，此其一；而且要进行这种研究，需要大量的经费，而现在文科的经费，众所周知是非常有限的，要用非常有限的经费，去解决这么一个困难，就是争论几千年，都解决不了问题。宋健对这件事情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他一方面找国内的这些专家座谈了解，另一方面给其他海内外的许许多多专家写信，比方说在美国的张光直，这是一个美籍华人，他研究我们中国的考古学和古代文明，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学者，另外像国内著名的历史学家周谷诚等等，他分别给他们写信，说现在我想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这许多学科的专家组织起来攻关，来解决夏、商、西周的年代问题，你觉得这样做可行不可行。这些信发出去以后得到了非常热烈的回应。有很多学者就表示，你比方说杨向奎先生，是国内非常著名的学者，他就表示，这个问题将来即使做不出来，也值得做，因为这个题目太重要了，我们一次做不成，下个世纪还可以接着做，但是决不能不做。后来宋健在国务院召开一个国务委员会议，当时就把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国家教委、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协等七个部门的领导全部请来了，跟他们商量，说现在有一件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应该做，我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今天想征求诸位的意见，看看应该不应该做。结果没想到得到了与会的七位部领导的一致支持，后来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启动一个叫“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项目，由七个部委的领导组成一个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的任务是给这个科研起保证作用。什么叫保证作用呢？就是你没有经费我给你找经费，当时在会上就定了，你们这个部给多少？我愿意给两百万；你们这个部愿意给三百万；我们实力差一点，我给一百万……一凑当时就凑了大概一千三百万。如果说这个项目进展到一定的时候经费有困难，这个领导小组就负责给大家在经费上解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