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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下楼时希拉·阿诺德告诉我,“不过安妮的房子空了大约三年。她没有立下遗嘱，没人知道有没有其他亲戚还活着。最后政府把所有东西都给占了，房子被拍卖，一个建筑商买了装修后转手卖给一对有两个小孩的年轻夫妇。”
“想来是一对白人夫妇吧。”我没怎么遮掩话中的讽刺之意。
她没理会这句话，不过却若有似无地笑着。“他们搬进去没多久，小的那个孩子就病了，我到他们家去出诊，”她继续说,“整个地方变得完全认不出来。建筑商把楼下整个打掉，重新设计成一整间开敞式的大房间，有落地玻璃门通往花园。”她的语气略带保留，似乎不确定开敞式的设计是项改善。
“你不喜欢?”
她在门边停下。“哦，看起来很漂亮，但我忍不住想起安妮还在时的样子。她住在那里时你有没有进去过?”我摇头。“就像阿拉丁的洞穴一样。她和她母亲都很会囤积东西。前面的房间塞满了西印度和中美洲的工艺品，全是安妮的父亲在四五十年代带回英国来的。其中有些相当值钱，尤其是那些黄金制品。我记得壁炉上放了个小雕像，眼睛是翡翠，嘴唇是红宝石。”
“我不知道还有一个巴茨先生，”我惊讶地说,“我一直以为她母亲是个独力照顾小孩的弃妇。”
“哦不，不是的。她父亲在50年代末死于肺癌。我从没见过他，但我的合伙人之一对他印象很好。她父亲乔治，是个退休的商船船员，有讲不完的奇闻轶事。他30年代在牙买加娶了安妮的母亲，战后不久就带她和安妮回国住在葛兰姆路上。”她再度微笑。“他说他不能在父母还健在时带她们回国，因为他们不可能接受一个黑人媳妇。”
我诧异地摇着头，明白我对那个从来没谈过话的女人根本不了解。安妮的邻居知道她有一半的白人血统吗?就算他们知道，态度会有所差别吗?我想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他们比萨姆和我还晚住进那条街……而且安妮的肤色太深，怎么看都是个黑人。“这些事我都不知道，”我告诉希拉,“我一点也不知道她父亲是白人。为什么没人出来接收她的房子?她在英国一定有亲戚吧?”
“显然是没有。我同事告诉我说，乔治有个弟弟在北大西洋让鱼雷给炸了，除此之外——”她耸耸肩。“这很悲哀，但并非不寻常。两次世界大战把很多家庭都彻底摧毁了，尤其是那些只有儿子没有女儿的家庭。”她迟疑地瞥了一眼手表，踏出门外。“我真的得走了。我还有两个病人得去看。”但她走得很慢，似乎不想中断与过去联结的这次谈话。“你仍然认为有人杀了她吗?”
“毋庸置疑。”
“为什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