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让萨姆更郁闷。“要是我们有点头脑，就会留着葛兰姆路的房子。贾克说现在的价钱是我们1976年的十倍。我们是疯了才会把它卖掉。如果想换栋合算的房子，得在房地产市场里留下点筹码才行。”
有时候我丈夫的记忆力真让我绝望。他那古怪的选择性记忆让他记得过去每一次谈判胜利的精确细节，却坚持忘记我们住过的每一处地方餐具是放在厨房的哪里。这有它的好处——很容易就能说服他说他搞错了——但有时也会令我抓狂。最最起码，他也应该记得安妮的死因判定之后，那段纷扰不安的日子……
“决定要离开的是我，”我冷冷地说,“就算我们落得要去住拖车我也不在乎，那个决定我永远不会后悔。你也许可以继续住在葛兰姆路……我是绝对不可能的……至少那些电话开始之后就不可能。”
他紧张地瞄我。“我以为你已经把那些事都忘了。”
“没有。”
马儿不知什么原因慢慢跑到草原的另一边，也许它们的听力已经好到可以听出一个字眼里的怒气。我们沉默着看着它们，我敢打赌萨姆一定会和往常一样避谈我们生活中那段濒临离婚的日子。一两分钟后他转移了话题。
“不过若纯就财务来看，贾克说的可能没错。”他说。“如果我们保留那栋房子，把它租出去，那我们不但这些年都会有一笔收入，而且我们的资本还增加了十倍。”
“当时我们有贷款，”我告诉他,“所以那笔收入会直接拿去还钱，我们一毛也收不到。”
“但是贾克说……”
有关贾克关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急剧的通胀对贷款人造成何等有利的影响，以及撒切尔革命又如何让企业家得以拿别人的钱来玩俄罗斯轮盘等论点，我没有专心听。住在伦敦时我就不怎么爱理他，多年来萨姆一直向我转述他跟贾克通过越洋电话进行的对话，但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我的意见。他们这种竞争式的交情，创建在贾克虚荣的自我吹嘘和萨姆可笑的回敬之上，任何有一丁点智力的人都能一眼看穿。
萨姆默然不语，我强打起精神。“从我们第一次见到贾克·威廉斯开始，他就一直在钱的事情上撒谎。”我喃喃地说。“他在酒馆里找上我们，只是为了免费喝酒，因为他说把皮夹忘在家里了。他说他会还我们钱，但是始终没还。当时我不相信他，现在我也不相信他。要是他有一千万的身价——”我露齿一笑——“那我就有一副21岁的身材。”
我是为萨姆好，尽管他看不出来，他永远不会想到我对贾克的了解可能比他多。我怎么会呢?自从在萨姆和我离开伦敦那天，我跟贾克不愉快的道别以来，我们就一直没有联络过。然而贾克的斤两我仍是一清二楚，我还知道，当他那些自夸的谎言终于让他自食苦果的时候，他会因此睡不着觉。
萨姆的郁闷逐渐消散。“哦，可以啦，”他说,“情况没那么糟啦。你的屁股的确是变大了一点，但胸可还是很有形的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