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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开门我就认出了阿诺德医生，她没有认出我而回以微笑。我并不意外。我们两个都老了20岁，而且我在国外待了20年，样子比她变得更多。她一头银发，比以前瘦，大约57或58岁，敏锐的灰色眼睛仍然一如往昔，从容的神态反映出无懈可击的能力。我只见过她一次，当时觉得她令人畏惧，但今天当我告诉她我丈夫抱怨胸口痛时，她像姊妹般地在我手臂上拍了拍。
“他说是肌肉拉伤，”我边说边带路走上我们租来的农舍楼梯,“但他六个月前心脏病发过一次，我担心他又发作了。”
结果萨姆说得没错——是因为前一天在花园里挖土，工作太久导致肌肉拉伤——我用抱歉的微笑隐藏住我“早知如此”毫不意外的感受。阿诺德医生责备萨姆不该嘲笑我的担心。“你不能冒险，”她告诉他，一面收起听诊器,“尤其是你已经有过一次惊险记录了。”
萨姆对脸孔的记忆力几乎跟他对名字的记忆力一样差，他一边扣上衬衫纽扣，一边不耐烦地瞥了我一眼。“根本是没事找事，大惊小怪。”他抱怨。“我说我要到诊所看病，可是她不肯让我去……非得要把我当成个没用的病人不可。”
“他已经骂了我整个早上了，”我告诉阿诺德医生,“这也是让我以为病情严重的原因之一。”
“真要命!”萨姆凶起来。“你到底是怎么搞的?我只不过说了句，我侧腰有点刺痛……想想我昨天挖掉了多少杂草，这可不令人意外。花园一塌糊涂，房子快垮了，你要我怎么样?整天坐着不管吗?”
阿诺德医生火上加油。“还有人关心你，愿意打这通电话，你就应该感激了。”她笑着说。“我有个病人，他太太任他痛苦地倒在厨房地板上挣扎，自己却喝掉了半瓶杜松子酒，庆祝即将成为寡妇。”
萨姆是那种很快就消气的人。“他有没有活下来?”他咧嘴一笑问道。
“差一点就没活成。他们的婚姻倒是没熬过去。”她盯着他的脸看，然后好奇地转向我。“我觉得好像认识你们两位，可是想不出为什么。”
“开门时我就认出你了，”我说,“这实在太巧了。你是我们在里士满的医生。我们在1976年到1979年初住在葛兰姆路。有次萨姆得支气管炎，你到过我们家一次。”
她随即点头。“拉内莱太太。我应该认出这个名字的，发现安妮·巴茨的就是你。我常常在想你们到哪里去，后来怎么样了呢。”
我神态自若地越过她看向萨姆，看见两张脸上都是意外惊喜的表情，没有疑心……不禁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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