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个“3月事件”并没有事先向西贡方面进行充分地说明。实际上，马丁大使已经预料到这一严峻的形势，并预计这一结局势必最终迫使美国国会同意对南越进行援助以及进行和谈以阻止可能的军事进攻，所以他听任事态的恶性发展以便给美军从岘港等城市撤军设置障碍。尽管西贡周边的战事在1975年4月初期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但华盛顿的官员在4月中旬以前都还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敦促马丁迅速完成撤军任务。马丁，这个一直就力图阻碍撤军计划的家伙，又因为拖延撤军的进程，而进一步导致了越南混乱局面的加剧和恶化。
斯内普在报道中也描述了一些与上述3个人截然不同的英雄形象——他们都是一些拒不执行马丁等人的错误命令并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和想象力去推动撤军计划的形成和实施的人。这其中就有斯内普所推崇的霍默·史密斯将军以及比尔·勒格罗上校——防务专员办公室（DAO）首席情报官及其随员。英雄也指那些将自己的精力和生命奉献给启动（有时候这需要违背命令）和实施撤军过程的人，包括大使馆的官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员。那些在巨大的压力下仍然坚持持续驾机飞行的镇定的飞行员们，以及最后一批从越南撤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也都是值得嘉奖的英雄。
斯内普的报道中也叙述了由上述这些事件演变而来的两个连环事件，其中之一就是金斯格所鼓吹的一种政治-道德观点，即他认为，“作为美国在海外的一个声望”，美国应该显示出对南越的支持。他强调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其他国家——例如以色列就会怀疑我们政策的一贯性。他还在新闻招待会上指出：“美国也有一个道德问题，一个是否愿意保护一个与自己有着10年的联盟关系的伙伴的问题。现在该是美国作出决策为南越提供支持的时候了。”
斯内普的报道中所一再描述的另一个相关的连环事件是：美国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来保护与美国大使馆、CIA以及其他机构有着密切合作关系的南越政权？包括斯内普在内的许多美国人都感觉有一种从这些合作伙伴和朋友——“我们的人”那里撤离出去的道德义务，以及在撤离的过程中为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如使其免受北方势力的压迫）的道德义务；但是其他一些美国人却考虑不到这些，他们只是在美军撤退的时候只顾及自己的安全和利益；还有一些诸如波拉格这样的美国人总是沉湎于错误的判断之中，这致使他们的越南合作伙伴因为延误了时机而处于危险境地。实际上，这还只是美军决定从越南撤离的早些时候的“真正”灾难所在，当美军真正从越南开始撤离的时候，这种灾难便开始升级，因为许多南越政府人员都没有事先得到正确的通知——无论是西贡方面还是华盛顿方面都延误了撤军的进程，时间一拖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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