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对早年间生活的回忆,反映了她父母的活动和她的家庭生活状况。就在沙佩维尔大屠杀的那天夜晚,非洲国民大会党(ANC)领导人、泛非会议组织成员、律师以及其他一些人都聚集在她家中,彻夜讨论政治形势的改变。与这种紧张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莎记得还有一次,是在成功的抗议或游行活动之后——有一个领导人从监狱中被释放了出来,或者是因为莱昂内尔被认定无罪,一些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人士——有黑人也有白人聚集在她家中,举行庆祝活动。在罗莎的记忆中,她还清晰的记得一个和她年龄差不多大的黑人男孩博厄西,博厄西的父亲是非洲国民大会党的组织者,由于其父亲经常忙于国民大会党的事物,所以博厄西被寄养在罗莎的家中。罗莎现在还经常能够回忆起自己与这位博厄西一起学习游泳时的情景——他们会争着将“在冰冷的游泳池中锦湿的头发放在莱昂内尔·伯格的温暖的胸膛上”。但是在罗莎的父母被双双被逮捕入狱以后,她和博厄西就被迫分开了,以后,她再也没有看见他,直到多年后在伦敦的一次聚会上她才遇到了他——那是一次让罗莎痛苦而难忘的聚会。
在罗莎的少年和青年生活记忆中,她的家庭也给她留下了一些让她感到很委屈和产生怨恨情绪的时候——例如,站在监狱的外面,等待她母亲以及她父亲的长达217天的牢狱生活,而且是在当众的情况下这样做。同时,她也怨恨她父母让她扮演一个政治犯的未婚妻(实际上她对这个政治犯本人印象并不坏)。在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以后,这种怨恨情绪又因为父母期望她继续完成他们的事业和社会使命而达到了极致。她想:
即便是动物也有摆脱苦难的本能和逃避危险的意识。或许,承受苦难的
人不能自理自己的生活……他们的财产得不到公平的尊重、他们也无法保护
自己无辜的孩子的权力、无法爱他们的伴侣以及互相关照。一个承受苦难的
人是不会对其他人所拥有的健康和正常生活条件视而不见的。
这里所说的承受苦难的人指的是那些支持黑人平等的人。但是小说并没有直接通过对枪击事件、抗议活动、监禁以及对黑人有压迫性的法律和宵禁规定的出台等的描写来反映这种苦难;相反,小说将主要关注点放在了一两个人或者是夫妻双方的牢狱生活(最后一次牢狱生活让莱昂内尔送了命)以及其他人的聚会活动上,作者试图通过这些细节性描写来表达这种苦难。卡西·伯格以及其他人被禁止从事某些职业和参加某些活动(不允许他们在全国甚至是自己的屋子里自由从事某些活动)以及与某些人接触。罗莎的活动也受到了监视:官方监视她的住所、她的爱人、她的活动以及她的交往——她必须能够为每一次拜访活动以及来访者做出详细的解释以防官方的询问。
读者还能从小说中得知,官方还意识到了罗莎1年后拜访了比勒陀利亚以及她在那里都拜访了谁、拜访日期和拜访频率。罗莎的目的是要获得一份护照以逃离南非(因为她被禁止通过正规渠道获得出国护照),正如她所说的,“我想去看看欧洲。”1年后,罗莎获得了出国护照(当然出国地点是她不会真正去的地方,护照上计划要拜访的人也是她不会去拜访的人),于是她动身离开了南非,但即便是在走上飞机的那一刻,她几乎开始动摇自己去欧洲的念头了,然而,她最终没有动摇,只是“对她的监视也伴随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