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生于人们的思维实践活动，人们也正是通过思维实践活动来发现真理和证实真理。人们的观点中既包含着宗教的成分也包含着科学的成分，人们需要通过检验所有的观点和认识，甚至包括那些错误的观点和认识，才能够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并使人类自身的知识水平有所提高和丰富。那些仅仅将自己的信念建立在他们的精神指导者所指定的知识范围基础上或者建立在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知识基础上的人类个体，并不是真正掌握知识的人。即便这些信念从客观的意义上来说是正确的，它也是以一种不正确的方式被人们信仰着；而且，它还因为是没有经过检验和质疑的知识，所以它也没有得到人们的真正理解。也就是说，人们的这些信仰都是肤浅的。出版自由可以带来思想自由，并因此提高人类个体对于既定信念的理解和对新真理性知识的揭示。弥尔顿是从国家和个体两个方面来阐述他的这一思想的。
基于这一立场和认识，弥尔顿主张阅读所有的文本著作，也就是说，既要阅读好的著作，也要阅读“有邪恶内容”的著作。因为后者会“帮助读者从许多方面进行辨别和判断，去发现、驳斥、预先告诫以及举例说明”各种观点和认识。真理和美德都是通过对所有的观点——包括错误的观点的的认识和检验而获得的，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够获得知识并知道知识的其然和其所以然。这样，人类个体就要面临着在好与坏之间进行道德抉择的处境，而且这种决策几乎无处不在。
既然对这个世界上的恶的东西的研究和调查，对于建构人类的美德
是如此的必要，而且对于发现错误和证明真理也是如此的重要，那么，不通过
阅读所有论文和倾听所有的推理方式，我们又如何能够更为安全和更少风险地
发现恶和错误的东西呢？实际上，这正是阅读所有的著作所可能会带来的好
处所在。
弥尔顿在政府管理行为和民众本性之间建立了一种因果关系：一种“压迫性的、独裁的和集权残暴性”的政府管理行为所孕育的就是“未开化的、循规蹈矩的和奴性十足”的臣民；而一个温和的和自由的人性化管理的政府所带来的就是自由的风气——写作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氛围。过去，这些自由的风气启迪了人类的心智，使英国人民在人类知识领域独数一帜，从而也使他们为此而深感自豪，并使他们更有能力、掌握了更多的人类知识以及更加渴望获得新知识和追求真理。但是，“议会法案”则会压制这一切的发生。
弥尔顿还对“议会法案”本身的有效性进行了质疑。首先需要质疑的就是审查官本身：审查制度要求他们必须以一种超出常人的力量去完成无偏见的书报审查任务，但是，事实上，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却十分容易玩忽职守、腐败堕落或者滥用职权；另一个需要质疑的就是书籍著作本身就是官方可以予以审查的思想和行为的惟一来源的假说。弥尔顿对以上这两个方面的质疑，正如上文所总结的，反映了他对书籍著作的功效的强调，因此，在他看来，有必要实行出版自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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