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吉尼奥客厅的墙上，挂满了他曾经效力过的球队和一些他职业生涯中辉煌的时刻的照片，其中有庆祝弗拉门戈队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三连冠的照片以及圣保罗队１９５７年夺得州联赛冠军的一刻。他还有一张海报大小的照片，是１９５０年世界杯时的那支巴西队的全家福，上面有全体队友的签名。
但要找到１９５０年世界杯的奖牌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一起找了好久，才在他摆放奖牌的柜子角落里发现了那枚银牌。只有邮票大小，又黑又脏。“我从来就没清洗过它，”基吉尼奥承认，“在巴西，第二名就是狗屎，还不如在进决赛之前输掉，决赛输球的打击太大了。惟一值得当的第二名就是当副总统，因为总统死了你就可以做总统。”
但很快，他就改变了他的想法。“巴西没有人刺杀总统，所以副总统也不值得去当。”
退役之后，基吉尼奥进入了里约州政府，在里面工作了二十多年。他的社交圈子更多的是舞蹈界的人士，而不是足球圈的人。但只有一个例外：１９５０年世界杯的那支乌拉圭队。自从那场“致命的决赛”之后，他们的命运捆绑在了一起。“我和乌拉圭人打交道的时间比和巴西人打交道的时间还多。”
基吉尼奥向我讲述了他和奥夫杜略·巴雷拉之间的故事。“我有一次跟阿德米尔说，我有点想念那个乌拉圭混球，干脆我们去看看他吧。阿德米尔去了蒙得维的亚，见到了他。巴雷拉的妻子告诉阿德米尔，说巴雷拉也很挂念我。”于是以后每次基吉尼奥去乌拉圭，巴雷拉都会做东请他吃饭。而只要乌拉圭人到了里约，基吉尼奥都会陪他到处去转转。１９７０年，巴雷拉组织了一场慈善表演赛，比赛的双方就是１９５０年世界杯决赛的两支队伍。巴西队还是没有扳回来，他们２∶４再次输给乌拉圭人。但是往事如云烟，没有人再去看重比赛的胜负和分数，只有对过去岁月的蹉跎的无限感慨。巴雷拉后来告诉我说，蒙得维的亚球场已经好多年没有像那场比赛那样爆满过了。
在基吉尼奥的书架上，我发现了保罗·佩蒂冈的那本《悲剧之剖析》。我很好奇地问他是否读过。“没有，哈哈，”他大笑，“我从来不读伤心的故事。”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参加了那场比赛。在这本书没写出来之前我就已经读过了，在球场上。我相信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许多人都很喜欢。但是我不会再去感受苦涩，有很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你说，我会去看这本书吗？”
他接着说道：“你想不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输吗？”
他拿出一张纸，在上面画出阵型图给我讲解道：“简单的说，因为我们的阵型是ＷＭ。”他用笔在纸上画出球场，然后是１１名球员的站位。ＷＭ阵型是赫伯特·查普曼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执教阿森纳队时发明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