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夷山,我找不到山的博大,对于中国的三山五岳来说,武夷山毫无疑问是一个小的丘陵,不要说泰山,就是十万大山大别山,也比武夷山高出许多。山东有泰山,有渤海,有孔子这样的圣人,福建有武夷山,有台湾海峡,朱熹的历史地位,比孔子也不差上下。
可惜,朱熹比孔子晚生,也比孔子晚有建树。但是苏格拉底是不会遮挡柏拉图的光辉的,朱熹和孔子,也不例外。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朱熹的理学会在福建发源,最后被人称为闽学。福建、安徽、江西交界处按说是中国经济的欠发达地区,但是为什么会塑造出世界一等的文化思想?这大概是文化产生于思考,而思考又根源于贫穷。
可是在历史上的徽州,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乡关,是他们精神的故乡。
三
我终于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迷恋徽州了。从文化上说,徽州作为理学的发源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从地理上说,北达齐鲁,南临三湘,是中国文化的折中地带。
所以这里就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们的乡关,可惜,这个乡关是漫长而又艰涩的历史跋涉,经过了整个历史的变迁,乡关早已不再,成为了一个万里之外的“苗蛮旧地”、“荒野残城”。
与费孝通、季羡林、钱仲联并称四大文化泰斗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蔡尚思先生在攀登武夷山之后,曾经大发感慨,如是说:
“东周有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这是对于武夷山的最高评价了,泰山封禅,是中国古代最高的祭祀礼节,泰山北斗,乃是登高之极限。区区武夷山,因为有了朱熹,居然变得如此神圣,可惜,这种神圣究竟有多少人知道,无人知晓。
武夷山是思想的滥觞,也是最后的归宿,那些雨巷、那些秦砖汉瓦,是文化的见证,可惜,它已经远离万里,变成了思想于化外的乡关。
还有一事,是要提及的——
那就是朱熹的再传弟子,著名理学家谢枋。他在南宋末年上武夷山拜访到了朱熹的弟子,理学家熊禾。两人年龄相差“五十余岁”。因感南宋即将覆亡,两人“抱头痛哭”。流浪、隐居十数年后,他被元朝廷觉察,被列为荐士的榜首。元朝统治者强迫将其送往京城大都,谢枋终因不肯屈节,绝食拒医而死。
在死之前,留有遗言,“我之将死,朱子之学不可亡佚,望流之。”
元帝“感之遂允”,在武夷山修缮紫阳书院,以教后学。
元代也是理学发达的一个时代,之后才会有明代的王船山,清代的戴震,那是一个比南宋更辉煌的时代,可惜,他们也不知道万里乡关,究竟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