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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的社会里面，旅游显然已经失去了它最初的意义。在中世纪时期，旅游只是简单的游历和考察，本身没有任何的商业性质。而在中国的春秋时期，旅游最早被称为“游说”，正如《管子》中“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而孔子在当时完全可以充当一个旅行家的角色，但是他的旅行似乎也太辛苦了一点，沿途不但没有受到应该有的关注，就连普普通通应该有的待遇都没有。这种游说大概只能局限于动荡的年代，在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孔子之外，苏秦、张仪这些靠嘴巴吃饭的说客也在当时的各国充当这种富有政治性的旅行家。
到了东汉的大统一，游说旅行家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职业。带有政治任务的旅行就慢慢的演变成了悠然自得的观赏山水。正如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班彪列传》里面所说，“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到了后来，宦游，巡游等等旅游渐渐演变成了多种形式。在更多的时候，观光的旅行渐渐和带有政治目的的旅行脱离开来，变成了纯粹的一种考察。而在这个方面，最成功的旅行者非徐霞客莫属。
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清代，考察和旅游渐渐出现了一种猎奇的趋势。更多的旅行者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在清代末年，无数旅行者开始到海外寻求更多更广的视野空间。这种旅行渐渐变成了一种双向：既有从海外到中国的旅行家——这种旅行家所作所为完全是一种文化侵略和文化掠夺，诸如斯坦因、海默尔生之类的文化强盗；而中国的旅行者，却历尽艰险、跋山涉水，给后人写成了极为珍贵的科学文献。
从那个时候开始，纯粹的旅行开始和科学考察明显分开了。
我所说的如上内容，并非单纯的叙述一些离题万里的枯燥理论，而是为了说明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并不实在的时代，我们不能明白，我们的旅游究竟会走向何处，因为我们没有了自己的目的。
旅行者没有尽头，行者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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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绝非如此，在更多的情况下，旅行变成了一种艰苦的负担，走到一个模模糊糊的到达地。而这个到达地，似乎并没有任何的意义可言。
当我抵达玉龙雪山的时候，我忽然感到了一种失落，因为面对一座茫茫的雪山，我确实不知道我该去哪，我该做什么。
牦牛坪上挤满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湛蓝的天空流淌着极为明快的云彩，远处的雪山依依稀稀涂满了杂乱的色泽。天高气爽，山远景近。群聚的人和博大的山构成了一组极为鲜明的对比。每个人慌乱的眼神和无措的表情似乎在告诉我们这里的一切是如是的索然无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