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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哈说过，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拥有最虔诚的信仰。这种信仰，我认为是书和图书馆，这两者是所有读书人必须要嗜好的。
中国关于纸质藏书的历史已经有了两千年的历史，至于其他形式的藏书年代更加久远，而西方历史上关于藏书最早的记载则可以追述到伊力亚特的远古时代。但是所有的藏书者都面临一个取舍性，并不是所有的书都能放在自己家的书柜里的，至少内容不雅观的书籍大概都在藏书家排斥之中。
我曾经和一个写作的朋友谈到了藏书取舍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一直在困扰着正在面临困境的书生们。我们不约而同都认为这个在于两方面，一方面，现实的经济因素不容许他们购买更多的图书，另一方面，他们所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局限性“离经之书，叛道之文，非圣人门徒所能读”。包括现在很多大学教授临终捐献给图书馆的书籍都是极为专业的文献资料，而这种资料在图书馆一般都是束之高阁的，于是老教授们的最后的一片心意竟然到了最后都成了一个遗憾，至死未能瞑目。
我有一位多年的同学，现在外地读书，其父亲原来是当时的“大右派”，家中藏书无数，文革期间经过多次藏匿才幸免于难。文革结束后老人家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再加上儿子出生较晚，晚景极为凄凉，数年前竟然在一个晚上不幸离世。同学的母亲又是一位家庭妇女，面对一屋子的手稿和藏书，我很难想象这个母亲会做出如何的选择。
所有的藏书家都厌倦藏书的高度专业性和排斥性，而万卷楼的藏书却绝对是一个例外，它的管理者木氏家族对于汉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全盘接受的态度，他不属于任何的思想流派，任何观念和思想在他们的脑海里本身没有本质的区别，无论是汉族文化还是其他什么民族的文化，在他们眼里都是平等的，一种让人惊讶的平等。于是这种思想和这一楼书籍也就自然而然的教化了所有丽江的读书人，天雨流芳的声音在整座湿润的城市里回响着。
更多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来访，整个万卷楼于是就成了文化的纽带，它已经超越了所有图书馆的概念，更多的读书人成了先知道万卷楼，然后再知晓木府，最后才是丽江这座城市。城以楼名，楼以书名，而书的主人正是城的主人。如此的循环，如此的关系，确实是文化的一个奇迹。
我惟一知道的国学大师钱穆曾经在抗战烽火之时来到了万卷楼，他在此写下了《中国史学名著》这部惊世之作，然而他对这座楼的藏书也发出了如下的感叹，“书藏万卷，毫无特色，几若未藏”。或许这就是万卷楼的特色，这个特色的是如此的令人钦佩。任何一个读者在这里都能取到自己喜好的书，而这却是任何一个图书馆都无法做到的。
当沉醉的夕阳倾洒在这千年光景的大宅院里面的时候，钟鸣鼎食的声音都已然退去，传承千年的文化思想浸淫着这里的每一片历史风景，当我漫步在这很多年以前恍然如梦的场景之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述的感觉，原来这里应该是书生们的去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