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企图把中国和苏联排除在外，实现与日本的单独媾和，而日本政府也表示了迎合这一企图的意向。1950年9月，杜鲁门将对日媾和的“七原则”送交远东委员会各成员国，其中明确表示了媾和实现后美军仍将留在日本的意图。1951年元旦，麦克阿瑟在新年致词中强调，应早日实现媾和。1月25日，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为媾和的预备性交涉访问了日本。同年6月，杜勒斯又赴伦敦同英国政府会谈，并于7月12日公布了《美英联合对日和约草案》。7月20日，美国通知各有关国家：于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会。
然而，根据《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协议，对日和约应由有关国家共同商讨制订。在1945年12月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也确定了美、苏、中、英四国一致对日进行全面签订和约的方针。因此，美国的一意孤行引起了有关国家的强烈不满。1950年8月，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发表声明，强调没有中国参加的对日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1951年2月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也反对单独对日签约。同时，日本国内各界人士也对此表示抗议。
但是，所有这些均未能改变美国的既定方针。1951年9月4日，对日和会在旧金山如期召开，包括日本在内的52个国家受到邀请。但是，中国、朝鲜、韩国、蒙古、越南被排斥在外，印度、缅甸、南斯拉夫因反对美国的方案而拒绝出席。9月8日，除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外，49个国家的代表在对日和约上签了字。这个没有中国、苏联等主要对日交战国签字的和约，由前言和27条正文组成，主要内容是：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以及附近岛屿的权利；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通过联合国交美国“托管”；盟国可与日本缔结双边协定，在日本驻军；放弃对日赔偿要求；承认日本对其领土、领海的主权；日本可自愿加入集体安全协定，等等。同一天，日美两国代表又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承认美国在日本有驻兵权，日本对此负有合作的义务等。这个条约以日美不平等的军事同盟为内容，确定了日本和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从属关系。在上述两个条约签订后，盟军总司令部宣布结束对日占领并自行解散，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也随之宣告撤销。这象征着日本已重新回到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社会，但与中国及韩国的关系并没有改善。
旧金山和会的召开，正处在朝鲜战争打成僵持、两大阵营关系紧张到了极点的时刻，也正是一手包揽对日和约起草工作的美国最需要日本，而日本也具有最大的讨价还价优势的时刻。可以设想，在二战后的冷战气氛下，急于把日本纳入自己战略轨道的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是怎样地宽容。
首先，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中国被排斥在和会之外。至于日本应该怎样和中国缔结和约，美国主张日本应在会外与中国单独缔约，并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权。随后，日本一方面紧紧跟随美国长期奉行的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把对中国的侵略和战败国的地位抛到了脑后；另一方面又使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可以待价而沽。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大作让步。在这样情况下，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和约单方面废止了拆迁军工设施用于战争赔款的赔偿计划，只规定以日本的制造能力和技术服务等方式对东南亚几个国家作赔偿。二战后，拆迁日本的军事工业作为战争赔偿，其意义并不仅仅是为了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进行应有的惩处。日本应该对其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付出应有的经济代价。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吸取历史的教训。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由此而导致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在经济上迅速强大起来。一方面日本大发战争财，其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另一方面，对日作战的主要国家基于不同的原因，先后放弃了对日战争赔款的要求，使日本在没有履行其在物质上和道义上对被其侵略的国家进行赔偿的情况下，就迅速地走上了经济复兴的道路。没有受到对其军国主义的惩罚，日本不可能对它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进行真正深刻地反省；经济上的迅速强大，无疑也刺激着日本一部分人的军国主义野心。
最后，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亚洲国家所特别关心的，是怎样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然而这些问题在和约中根本没有提及，怎样“保障日本的安全”反而成了和约所关心的中心问题。美国对日本像对自己人一样一手保护起来，规定日本有“单独和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并得以自愿加入集体安全协定”。据此，在旧金山会议上与和约同时出笼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建立了跨太平洋的、以美日军事同盟为轴心的“旧金山体制”，从此日本成为了美国在亚洲的永久性的军事基地。美日同盟所要对付的最直接的“威胁”和“假想敌”就是中国。
可见，“冷战”给战后的东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迄今为止仍突出地表现在朝鲜半岛的南北分裂和中国的台湾问题上。而美国从其本国的私利出发，在日本投降前后截然不同的对日政策是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右翼势力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更重要的是，这为日本否定历史提供了口实，从而使原本就缺乏相互信任的东亚局势雪上加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