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对传统政治模式的认同，已经深化为一种留存在当时人头脑中的规范，成为他们政治行为的指南。我们知道，东汉自“光武中兴”之后，经明帝一朝的短暂维持，盛世景象即告结束，随之而来的是长时期的政治衰败，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这种衰而不亡的政治态势，却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这期间东汉统治者刻意在政治上营造的思想“教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教化”的妙处就在于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整理，上升提取出一个类似于宗教纲领性质的“国家精神”出来，即以谶纬的手法对儒家的基本原理加以“神化”，推出“纲常名教”，竭力烘托出君主的神圣性，将“天人感应”思维链条的关键部位，引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上下尊卑这样一种在现实世界中仿佛已经固有的政治—社会秩序来，且这一秩序的维系条件是自下而上的，即通过构成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入手，对其成员进行道德熏染，依照“孝”的基本理路贯穿下去，再按照儒家“忠孝”同构的原则，转而提升到国家政治的高度，就表现为臣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即“效忠”。
这就决定了生活在以天人感应神学建构的政治社会中，人们不能轻易对君权的神圣性加以否定。在汉末短短的二三十年中，同样的事例发生了很多很多。最显著的莫过于，汉魏之际曹操在群臣的劝进声中，竭力声明自己宁愿做历史上的周文王，也不愿在他手中完成新旧王朝的更替，与当年董卓没有代汉自立的心态如出一辙，曹操同样要受到约束。
话说回来，虽然董卓受到了纲常名教的束缚，尚不敢越雷池一步，但长安城中的士人官僚并没有因此而收敛诛杀董卓的决心，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已经认定董卓是变乱社会的惟一毒素了。在屡遭挫折之后，司徒王允便给大家带来了一线曙光，因为他发现了可以置董卓于死地的董 “工具”，那就是吕布。之所以有此发现，这还需要从董卓与吕布之间的关系谈起。
董吕之间的关系确立于中平六年董卓进入洛阳之后。在高官利禄的诱惑下，受到董卓疑兵的蒙蔽，促使吕布与其统帅丁原的反目，董卓得以假吕布之手杀掉了丁原，吕布也就成为并州军的新统帅，转归董卓麾下。
从这一角度出发，来考虑董吕关系，就会发现，吕布对董卓的依附，是在受到董卓凉州军假象的蒙蔽下，所采取的一种自保之举。一旦假象被揭穿，同样拥有一支强大武装的吕布会作何反应，就很难说了。这同时也决定了董卓对吕布的控制，绝不可掉以轻心。因此，《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所记载的董卓害怕他人暗算，让吕布做了自己的贴身护卫，实际上是在未完全消化并州军之前，对吕布实行的一种控制措施而已。并凉之间的隔膜依旧存在。日后二人的反目成仇就因此埋下了种子。
史料中所记载的吕布对董卓产生厌恶之情，盖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由于一次董卓失手差点用戟误伤吕布，董卓虽为此向吕布赔罪，但却引起吕布对董卓的怨恨；
二是吕布与董卓侍婢有染，恐为董卓觉察，故生杀卓之心。侍婢经后世小说家渲染，衍生出王允的“连环计”和美女貂蝉来。但两个原因似都流于表面,尚未触及根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