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入关以后，董卓不再去理睬关东新士人的举动，而新士人之间的拼杀，使得他们也暂时忘记了偏居长安的汉室朝堂的存在。在相对“清静”的环境中，董卓开始了他无忧无虑的建设。先是在长安城以西的郿县（今陕西省眉县东）建了一个高大的“万岁坞”，在里面囤积了足够消费三十年的谷物，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这里，我足可以好好地过一辈子了。”对还在残喘的汉政权，董卓也不再像在洛阳时，放任士人去操纵日常的行政事务，在长安，汉臣们都要去董卓府上汇报自己的工作，董卓这时也给自己增加了许多尊贵的称号，诸如“太师”、“尚父”，并给自己的兄弟子孙封官晋爵，就连七八岁的幼童都封了侯。刘姓的汉室实际已经淹没在董姓族群中了。而此时的汉中央政权似乎已经退化为一个在董卓摆布下的区域性的地方政治单元，董卓完全可以取代它的位置，将自己的门面再粉饰上一层金漆。但他却始终没有走出这一步，其心理还是值得玩味的。
关于此点，可以从董卓和汉末大名士蔡邕的两次对话中寻找到一丝踪迹。
第一次是在董卓做了太师，又想让汉献帝称自己为“尚父”的时候，蔡邕对他说：“过去周武王接受天命，姜太公辅佐他去征伐无道的殷纣，天下人为此都非常尊敬太公，故而称他为‘尚父’。董公，现在您的功德确实很大，但是还需要等到平定了关东，还都洛阳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也不迟啊！”
第二次是长安发生地震，董卓问蔡邕地震发生的原因，蔡邕说：“发生地震是因为阴气太盛，在人间就表现为大臣专制。董公乘坐的青盖车，大家都认为它与制度不符。”
前者着眼于历史中的相关人物，来申说天命；后者则用灾异来比附人事，是汉代经学之士阐述其政治观点时通常用的方式。二者殊途同归。从字面上看，自然就是让董卓死了做皇帝的那颗心，但蔡邕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劝谏达到重新塑造董卓的目的，也未可知。毕竟在政局混乱之际，需要一个强臣来重整朝纲，恢复国家正常的政治秩序。而天命、灾异的警示，对于董卓其人来说，显然有着一定约束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