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拥立只是一面素面的幌子，谁都可以在上面写些东西，或是抒发一下隐秘的心情，或是张扬一下不复存在的热情。韩馥就借着这面幌子，想着自己的事情：新士人武装集结已经一年的时间了，但却没有实质的行动去挽救危亡的国家，董卓也在长安城中观望，并没有动用他的精锐之师去冲击新士人的营盘，去瓦解长安的围困。而献帝和洛阳旧臣在初平元年三月就到了长安，洛阳已经是一片瓦砾，徒有虚名。新士人是用自己的等待换得了国家的最终消亡，虽然各自心照不宣，但势利的端倪已经无法遮掩。韩馥对其间的玄机自会明晰，他可以不必为破灭的“道义”忧心忡忡了，一块心病自此除去。而作为自己麾下官员的渤海太守袁绍却以家族蒙难，获得了众人的同情，以弱小之势，位居关东联盟的盟主，韩馥又怎能以大州长官的身份，在袁绍面前俯首称臣呢？既然讨董只是搪塞世人耳目的事情，既然新士人彼此又隐藏杀机，韩馥就不必再犹疑不前了，他要在新士人群体中争得一席之地，而拥立刘虞为帝，就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既可以标榜自己心向汉室，博得忠义的名声，又可以表明自己的实力足以担当重任，其魄力决不在袁绍之下，至于拥立的成功与否，他并不挂心。成功，他是新朝的功臣；失败，还有“盟主”袁绍在前面遮拦，他也不会因此获咎。
正当韩馥踌躇满志，要干一番大事业的时候，新士人同盟却自行瓦解了，刘虞称帝化作了泡影，洛阳以东已经地域分割，先前还是互为友朋的新士人们各操刀枪火并开来。私怨变成了实际的杀机。而此时的冀州已是危机四伏。
客死他乡：生的惨淡与死的无奈
袁绍自从主盟以来，雄霸之心是与日俱增，但他也深深感到要成就大事，依靠别人的资助显然不行，必须要有一个稳固殷实的根据地，而在主盟期间，他并没有获得这种安慰。士人同盟解散之后，逼人的局势更加刺激了他寻求强大支撑的心念，近在咫尺的冀州，兵精粮足，顿时吸引了他的视线。
于是，袁绍调集兵马屯聚冀州边境。与此同时，幽州公孙瓒早已迫不及待，率领白马义从杀入了冀州，试图打通南下的通道，参与到战火弥漫的中原战场中，谋求一个霸主的地位；盘踞在冀州西部山区的黑山军这时也活跃起来，攻城夺寨，忙得不亦乐乎。这下可使韩馥愁上心头，刚刚培养起来的豪情壮志转瞬就熄灭了。他必须应对这繁杂的地方局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