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自与董卓反目之后，便来到了冀州，而此时朝中名士们正在为他斡旋，使他免遭董卓的毒手。在周毖、伍琼、何颙等人的游说下，加之袁氏在朝中地位显赫，董卓也“大度”地许给了袁绍一个渤海郡太守的官职，还封他做了邟乡侯。而汉末地方行政职权的划分，已经与前大不相同了，一州刺史不再是只执行监察权，而是统摄一州军政，这就使得袁绍成为了韩馥的下属。但韩袁之间还有一层关系，袁氏四世五公，其门生故吏遍布天下，韩馥就是袁氏众多门生之一，作为东汉的一则惯例，门生一旦发达，总会对自己宗师的后代眷顾有加，韩馥对于袁绍大概也不会端什么长官的架子吧？
但，袁绍又怎会把一个“小小”的渤海郡太守放在眼中，袁绍逃离洛阳的目的，就是要避开董卓的锋芒，纠集武装，反攻洛阳，有没有官衣，并不重要。之所以他要接受董卓的这份“恩赐”，无非想行事方便些，以汉官的名义讨伐汉朝叛逆，倒也是合乎情理。
袁绍的激越，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而韩馥在抉择之际所表现出的无限犹疑，就使得袁韩之间摩擦在不断地加剧。
先是，韩馥改变了初衷。我们知道，韩馥离京就任冀州刺史，是周、伍行政中里应外合讨伐董卓计划中的重要一步，韩馥理应起兵。但是，在听说袁绍到了渤海，要树立义旗，兴兵伐董的时候，韩馥却慌忙派遣手下亲信以州官的名义前往渤海，看住袁绍。只是，这丝毫起不到什么作用，士人以武力来对抗强暴是大势所趋，袁绍树立义旗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几个从事小吏又怎能阻拦得住呢？况且，韩馥如果一味设置障碍，只会将自己扯进泥潭，遭到来自于士人方面的鄙弃，却不会获得董卓的好感，而做一只孤云野鹤，韩馥又没有这个心境。
袁绍起兵在即，冀州眼看就会因此被卷入一场无望的战争当中，韩馥刚刚得到的殷实资本可能会化为乌有，这可如何是好？
恰恰就在这时，一纸三公移书使得韩馥脱离了烦恼。而这纸文书实际上是由东郡太守桥瑁假借三公名义发往州郡的，前已经述说。这本就是州郡起兵的讯号，但在韩馥眼中却成了帮助他摆脱无形利害纠葛的依靠。有了它，可以听任袁绍起兵，去回复士人的激越行为；拿着这纸文书，又可以避免事后可能出现的董卓对他的责难。但这并不等于韩馥从此可以出离于汉末政局之外，由袁绍起兵所激发的士人奔赴国难的炽烈情感，也在不同程度上感染了韩馥的心情。
不过，他仍旧很苦恼，这时的苦恼从他与手下智囊刘子惠的一番谈话中，我们就可以体味到。
在读完三公移书后，韩馥问手下文武，说：“现在我是帮助袁绍，还是帮助董卓呢？”
冀州大吏治中刘子惠答曰：“此番兴兵是为国除害，何言袁、董！”
但是，在义正词严之后，刘子惠转向了对韩馥处境的体谅，他宽慰韩馥说：“打仗可不是件什么好事，您切记不可出头露面，做什么统帅；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应该派人去观察其他州郡的动向，一旦群情奋起，成了气候，您再参与进去也不迟。况且说来，冀州是一个大州，实力决不会在其他州之下，它的地位举足轻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