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大事而仰人资给，不据一州，无以自全。——《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英雄记》
角色转变：从清流到地方实力派
在经历了流血的煎熬，武人已经挟持着汉室遗孤和洛阳旧臣远去了，消失在角逐势利中诞生的新士人——关东牧守的视野中。新士人如何来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是鼓足余勇进入洛阳，在瓦砾中，在断垣间，去寻觅昔日的情怀？还是卷起义旗，止息战鼓，隔绝东西，各为诸侯？
这一切已经不必再去做出抉择，在连遭变难之后，新士人的旧日理想早已灰飞烟灭，既而转入对新的生存空间的营造，不想在那里，生的意义竟也是那般的苦涩。在冀州刺史韩馥那里，就可见一斑了。
韩馥是从东汉文化重镇颍川走出的士人，是董卓进京后，周毖、伍琼行政中试图扭转政治颓势，清除董卓残暴力量而外派出任州郡长官的五名京官之一。但一旦踏上冀州的土地，韩馥的心情就同以往大不相同了。
汉末的冀州是兵精粮足，士民殷盛，以如此之势来面对中原凋敝，优越的感受油然而生。在洛阳朝廷中，韩馥可以做他的清流，写一些官样的文章，抒发一下自己对时政的失望之情，表达一下自己除残去秽的强烈愿望，在士林中博得一个直言的美名。但是在冀州，韩馥集一州的军政大权于一身，不再会有先前的作为了，逼人的社会现实，已经跃出笔端，成为他日常要加以应对的地方行政。他必须倾其才智，为自己以及与己相关的群体利益尽心谋划，稍有不慎，冀州刺史就会成为阶下囚，现实的残酷，正一步步侵蚀着韩馥的身心。他不能也不敢再去实践一个纯真士人的社会理想，去做一个果敢的勇士，奔赴国难，即使是以冀州的强大实力为后盾，但要与董卓那支横暴的凉州军相抗衡，韩馥便有很多很多的顾虑，道义的光环慢慢地褪去了它的色泽，受制于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压迫，韩馥又怎敢轻言去就？他的行为正在模写其心理的转化。在袁绍首倡义兵讨伐董卓时，表现得越发明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