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海内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族，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
天下乱了，联盟散了，洛阳离州郡长官们越来越远，朝堂也就随它去吧，卸下道义的重负，去割据地方，去相互兼并，去得势利，去获得各自的生存。
迁都与招安：被抛弃的洛阳旧臣
董卓将废帝到弑王所引发的一连串的政治苦难全抛给了士人，他轻而易举地做到了不战而屈士人武力。但是城外的盟军终究是个不小的压力，与其固守洛阳城池，与士人武装对峙，不如退出这一是非之地，回归西部故里，一来可以稳定军心，二来也可以摆脱盟军的纠缠。主意既已拿定，董卓宣布迁都长安，并且很合东汉政治思潮地引用了谶语来印证迁都的合理性，却不成想，沉寂的朝堂之上竟然响起了一片异己的呼声，死水起了波澜。
司徒杨彪称：“迁都虽易，但要重新安顿下来却很难。”
太尉黄琬说：“光武帝定都洛阳，这是天意，岂能随意迁动，使四海失望。”
河南尹朱俊称：“国家西迁，天下失望。”
陈纪则直截了当地说：“董公您还是别这样大权独揽，朝中之事应该由公卿大臣来办，您还是专心治军吧！迁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险恶。”
……
在这异己声中，董卓有些迷惑了。苟安于朝堂上的士人在弘农王被害之时，哑然无声，既无愤怒之容，又无舍身取义之举，迁都较之弘农王之死，轻重显然，而士人滔滔陈辞，究竟是为了什么？
曾记得法国人蒙田（Montaigne）说过：“已经充满了悲哀了，最轻微的增添亦可冲破他的容忍的藩篱。”
洛阳朝臣的呼声此起彼伏，久已压抑的情感释放了出来，那里掺杂着对一生信仰的哀婉之音，但是，面对强暴，残存于肺腑中的直觉正义，又是多么地无力啊！
就在这一片激愤声中，司空荀爽冷酷地说：“你们这样做，最终会惹火上身，我不会这么做的。”颍川荀氏是东汉的士林名门，而在危难之时，抉择之际，荀爽取生存之路，放弃道义的陈述，这是身处险境中激发出的生存本能。而且，荀爽这种求生的欲望，已经不止一次表露过，前面我们在讲到李膺身罹党锢之难，罢官还乡，荀爽就曾经给他写信，恳求李膺远离政治，保全性命，“怡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沉，与时抑扬”（《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在荀爽的思想里，个人是难于和时势相较高低的，只有活下来，或是善于隐藏自己，才能待时而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