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尚在朝中、还能得到董卓信任的郑泰就曾经为董卓分析过盟军与董卓军的优劣，大意是讲关东百姓忘战日久，没有战斗力，袁绍等人平日养尊处优，没有将帅之才；董卓就不一样了，身经百战，熟悉军事，手下将士都是天下强勇。结论是：盟军人数虽多，却中看不中用，董卓自然就是最后的胜利者。但两军对垒，力量的强弱，是客观存在。如果一味地强调它，也就失去了集合武力的意义。况且，郑泰是士大夫安插在董卓身边的耳目，他的真实用心，无非是再次扰乱董卓的判断，而董卓也确实觉得郑泰是个可用之才，一度想把洛阳军事托付给他。
即便是惧怕了董卓的武力，也不至于断人粮草，做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吧！而关东联盟的结而不战，直至最终解散，却另有缘由。要解读它，还需随着董卓的“清醒”慢慢道来。
董卓能够“清醒”，得益于他从西部的忧虑中解脱了出来。白波军没有继续南下，而是转向东部，西部交通还可保持通畅，董卓稍稍舒了口气。而面对要发动东征的盖勋和皇甫嵩，能够帮助董卓的，却不是武力，而是皇权。董卓先是在皇甫嵩的驻地扶风设了一个汉安都护，总统西部军事，明摆着就是要剥夺皇甫嵩的军权。随后，天子诏书发出，征皇甫嵩入京任城门校尉。胸怀忠义的皇甫嵩便匆匆踏上了进京的道路，将谋士梁衍的话置于脑后。
此前，梁衍在看到董卓发来的诏书时，就清楚地指出了当时的形势，他说：“汉室微弱，阉竖乱朝，董卓虽能行诛杀宦官之举，但他却不能尽忠国家社稷，滥杀无辜，随心摆布皇权，废少立献，现在又征调将军进京，此次进京，将军凶多吉少，大则会遭遇不测，小则会受到董卓的侮辱。而将军手握重兵，完全可以号令海内，讨伐逆臣，这样，袁绍在东，将军在西，董卓就成了瓮中之鳖，会乖乖地束手就擒的。”
可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要使皇甫嵩能驱动豪勇之气，去拯救国家于危难，也要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认可，以免世代忠义蒙上图谋不轨的灰尘。这就是他的愚忠了，他不懂得国家行将不存，空守忠义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到头来，只害得京兆尹盖勋陪伴他去走完这条已是荆棘丛生的忠义之路。
董卓得知皇甫嵩已经离任，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心腹之患消除了，再来看看沸沸扬扬的洛阳周边，他根本就没有把盟军的刀枪放在眼中，也许是他认为摧折这凶猛的兵锋，实在是举手之劳。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清除“内奸”，割断盟军与朝堂的联络。周毖、伍琼丢了性命。
第二件事，军事上转入进攻。董卓先是派兵在盟军控守的河阳津正面摆出进攻姿态，暗自却将主力渡河绕到盟军背后，趁其不备，发动进攻，盟军被击溃。洛阳西北压力得以减轻；在洛阳南部，董卓军与孙坚的长沙兵陷入拉锯战中，一时胜负难料。
第三件事，政治上点中盟军的“死穴”。董卓叫郎中令李儒拿着鸩酒去见废帝弘农王辩，告诉他：“把它喝下去，会驱除邪恶。”业已成年的刘辩又怎能不知道这其中的杀机。但，他又能做怎样的抗争呢？“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在凄婉的歌声中，十八岁的弘农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