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东汉又是士大夫政治定型的时期，表现为儒生和文吏的融合，阎步克先生就指出：“当儒生进入帝国政府之后，就必须承担起官僚职责，而非单纯的文化角色了。”（《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十章《儒生与文吏的融合：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48页）这种角色的转变，带来的是儒生进入行政层面成为官僚后，就要用制度、法令或故事来作为处理日常政务的工具，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他们从经学教义中走出来，用更实际、更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政治现实。
因此，在面对皇权危机的时候，士大夫在申述天命的同时，更多的还是援引制度条文、前朝故事来破除外戚、宦官专权，诸如“旧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势”（《后汉书》卷五四《杨秉传》），“案尚书故事，无乳母爵邑之制”（《后汉书》卷六一《左雄传》），“高祖之约，非功不侯”（《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等。但士大夫所要惩治的是控制皇权的那部分人，制度、法令一经遇到皇权，其效力就会大打折扣或根本就无效。
路在何方：自强的出路是武装
但是对制度、法令的娴熟运用，还会出现一种结果，那就是促使士大夫走上一条谋求自强的道路。这里我们来看一则史料：和帝的时候，外戚窦宪派人刺杀了都乡侯刘畅，此案一直拖而未决。当时担任太尉宋由属吏的何敞，要求由他来具体查办此案，但是阻力重重，何敞就对宋由说：“……敞备数股肱，职典贼曹，故欲亲至发所，以纠其变，而二府（指司徒、司空府）以为故事三公不与贼盗。……今二府执事不深惟大义，惑于所闻，公纵奸慝，莫以为咎。……请独奏案。”（《后汉书》卷四三《何敞传》）何敞的大意是讲：查处此案是自己的职责所在，而司徒、司空二府却认为没有依据，实际上是用典不明，姑息养奸，既然这样，自己就要独立办案了。最终，还是在何敞的带动下，三府联合，将案情查实。
其中应引起注意的是：光武帝削弱相权，造成三公府职能的弱化，三公属吏似乎是无事可做了，这就出现了“三府掾属专尚交游，以不肯视事为高”（《后汉书》卷四六《陈宠传》）。而由何敞主持，三府联合办案，则在事实上否定了前朝故事。可见，士大夫在明晰制度、法令的前提下，就有了以合理的、适合现实形势的制度来取代限制臣权的不合理制度的取向。
桓帝朝太尉杨秉上奏要求惩治大宦官中常侍侯览、具瑗。这侯、具二人可是当时的强势人物，奏章到了尚书台，尚书可不想得罪他们，便告知杨秉：“他们不归您管，您要管也行，可是制度上有规定吗？”杨秉马上作出了答复：“汉世故事，三公之职无所不统。”（《后汉书》卷五四《杨秉传》）这无疑为解决理性行政与皇权压制臣权之间的矛盾，开辟了一个出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