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之所以衰而不亡，就在于士大夫还在国家政治中起着支撑的作用。这种支撑，是士大夫在政治实践层面中寻求到的官僚职能，以此来抵制政治中不合理因素的干扰。如，以袁安、任隗、杨秉以及周景等为代表的三公对外戚、宦官及其党羽的奏劾，致使大批贪赃枉法的高官落马；又如，士大夫在监察执法上力度的加大，宦官们会因为“李校尉”、“骢马御史”的存在，而心生畏惧，在行为上有所收敛。“李校尉”指的是那位鼎鼎大名的李膺，党人“八俊”之首。对于年轻人来说，李膺就是他们的偶像，是天下的“楷模”，有幸被这位名人接见一次，那就等于登龙门了；“骢马御史”指的是侍御史桓典，桓氏《尚书》传家，世为帝师。桓典后来也参与了策动何进诛除宦官的行动。
矛盾：无法摆脱的君臣之义
不过，还应指出的是：虽然对于士大夫来说，作为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国家政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政治命运和自身价值的实现，客观上需要他们有所作为。但就其作用而言，还是有限的。原因在于：士大夫在政治中的作用，要通过天子这一环节，才能得到最终的转化。在经学的知识体系中，政治的根本讲求的是君臣之义，君为本干，臣为末枝，君权神授。能够对君主施加影响的只有“天”，臣在国家政治中只扮演了一个效忠者和执行者的角色，费孝通先生在《论绅士》一文中就曾指出：“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能行使政权而没有政权。”（《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页）这就使得饱读经书的士大夫，纵然“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说新语·德行》）的初衷，而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还需要通过天子才能实现。由此就产生了两组矛盾：
一组矛盾是士大夫要求改良政治现状的愿望和天子的不作为之间的矛盾。
在东汉中后期，经常会出现检讨当时政治和频繁要求选拔贤良的天子诏书，这似乎是在满足士大夫改良政治的愿望。但事实上只是为了应付上天谴告的一种敷衍，选拔上来的贤良，也大都是些欺世盗名之徒，即便有一两个贤才，也常常是选而不用，像黄琼那样的练达之士，起初是公车征聘，礼遇有加，后来是“久处议郎，已且十年”（《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表面文章做多了，“天子”干脆就不再对灾异的发生负责，将其转嫁给三公，免掉几个大官的职，算是给老天一个交待了。究其原因，就在于发生变异后的皇权具有排他性，要“亲小人，远贤臣”，到何太后那里，甚至会认为士大夫是可有可无的，是可怕的异己势力。这样大凡是士大夫要求矫正的政治弊端，都会受到来自皇权的保护，像以天下为己任的陈蕃，愈是呼唤政治清明，政治就愈离他远去，“宦官由此疾蕃弥甚，选举奏议，辄以中诏谴却，长史以下多至抵罪”（《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而皇权排斥了士大夫，就随意地割断了臣通过君实现自身政治抱负的链条，直接的后果就是引发了士大夫群体的分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