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版本到重印本（3）
我们应该感谢他
前文已经提到，亚东版新校点本系列小说的出版，是各种时代文化因素相互影响作用的产物，其中既有汪孟邹、汪原放叔侄两个人的努力，也有新的文化思潮的影响。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使新标点本小说获得了更为丰富、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的拓展和延续，使抽象、纸面的理论化为具体可感的物象。借助亚东版新标点本小说的广泛流传，胡适等人的主张在公众中得到了普及，既巩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的成果，也使其深入人心，对整个社会的学术文化事业产生了积极、良性的推动作用。在评价汪原放和他的新标点本系列小说时，不能仅仅将其局限在出版领域，应将其放在中国现代学术创建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观照。
事实上，当时有不少人正是用这种眼光来看亚东版新标点本小说的。新的标点、分段带来的是全新的版式、全新的阅读体验，与以往小说的版式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对旧的小说版式，吴组缃在《漫谈〈红楼梦〉亚东本、传抄本、续书》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
我在高小时，翻看过一些小说书；多是借来的，土纸木版本，书叶往往毁损，字也难看清。高小毕业时，借看过石印本《金玉缘》，堆墙挤壁的行款，密密麻麻的字迹，看得头昏眼涨，似懂非懂。
魏绍昌在《谈亚东本》一文中也对旧版小说的版式进行了描述：
在此之前，各书店所出的各种旧小说，大都是布函线装的石印本，里面油光纸印的每回文字都是密密麻麻地直书到底，只有圈点，概不分段。
可以想象，当看惯了旧版小说的读者们第一次接触到亚东版“每句加新式标点符号，分段较多，版面显得宽疏”的新版式时，他们该是感觉多么新奇、兴奋：
现在我买到手的，属于我所有的这部书，是跟我平日以往看到的那些小说书从里到外都是完全不同的崭新样式：白报纸本，本头大小适宜，每回分出段落，加了标点符号，行款疏朗，字体清楚，拿在手里看着，确实悦目娱心。我得到一个鲜明印象：这就是“新文化”！
我开始尝到读小说的乐趣。心里明白了小说这东西和读小说的人所受待遇新旧对比是如此其迥不相同！同时读它的还有好些同学。我们不只为小说的内容所吸引，而且从它学做白话文：学它的词句语气，学它如何分段、空行、低格，如何打标点用符号。（吴组缃《漫谈〈红楼梦〉亚东本、传抄本、续书》）
一部新校点本小说竟然对青年学生产生如此多而大的影响，这无疑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奇迹。胡适对此早有预感，他在《〈水浒传〉考证》一文的开头就谈到了这一点：
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我可预料汪君这部书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得多。汪君对于这书校读的细心，费的功夫之多，这都是我深知道并且深佩服的；我想这都是读者容易看得出来的，不用我细说了。
吴组缃的回忆证实了胡适的这一预言。从这个角度来看，说汪原放和他的新校点本系列小说开创了一个新的阅读时代，此话也并不为过。这种加标点、分段的新版式直到今天仍在沿用。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对汪原放等人的开创之功，无疑是应该感念的。
作为符合时代文化要求的新一代编辑，汪原放与以往出版小说的书商们有着很大的不同，他固然要考虑经济效益，但同时更注重出版质量，为此不惜牺牲书局的商业利益，《红楼梦》重排本的出版就是一个明证。这正如胡适所说的，他是以研究的精神来校点整理小说的。
汪原放校点小说的态度十分谨严、认真，这种校点整理实际上也是一种研究，通过版本比勘形式进行的研究，在当时能下如此大功夫进行这一研究工作者除胡适、鲁迅等人外，可以说没有几个人。
汪原放的研究成果除正文的标点、分段外，还主要体现在其《校读后记》中。写校读后记最初是胡适的提议，据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回忆，胡适1920年夏到上海，在看过其工作场所及印好的《水浒传》后，对他说：
印得还不错。我看，你最好还要写一篇《校读后记》，把校读的经过说一说，不必多，有些认为有问题的地方，都举出一些例子来说一说。我的意思，还要再做一篇“句读符号说明”放在前面才好，不妨用本书的句子做例。
汪原放采纳了胡适的这一建议。在亚东图书馆出版的16种新标点本古代小说中，汪原放标点的有10种，其中大多带有他写的《校读后记》。
这些新标点本小说的校读后记都可以看作是较有分量的研究论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校读过程中，自然会遇到版本、语言等问题，可以说这一工作并不是简单的加标点、分段所能概括的，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学术研究，对古代小说的校勘整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令人遗憾的是，以往的研究者对此或重视不够，或有意、无意地忽略。显然，在此问题上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当然，不可否认，限于学识，汪原放的新标点本小说也存在不少疏误和问题，对此问题，已有学者指出。但瑕不掩瑜，这些新标点本小说仍可以用精良一词来概括。
就校点整理所取得的成就而言，汪原放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先驱者。以他对古代小说所下功夫之深，以他对小说作品的熟悉程度，如果他能专心从事古代小说研究的话，会有不少有分量的成果出现，这是可以期待的。自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仅靠已经取得的这些成果来说，汪原放足以在20世纪古代小说研究史及红学史上写上精彩的一笔。
在回顾和梳理20世纪红学的发展、演进历程时，我们不要忘记这位曾开创了一代阅读新风的出版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