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原放和他的亚东版《红楼梦》（2）
确实如此，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的提倡和对古代小说的褒扬，汪原放会如此下力气来整理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官小说；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传入，同样很难想象缺少可资借鉴的样式读本，汪原放会别出心裁地创造一种全新的版式和标点。
是时代文化新风为汪原放的新标点本小说作了良好的铺垫，但这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和基础，能否抓住这一良机，则需要个人的眼光和智慧。亚东图书馆在当时只是一家很普通的出版机构，论财力和名气，都无法与商务、中华等著名出版社相比，它之所以能脱颖而出，领出版之新风，与编辑汪原放及其叔叔——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是分不开的。
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是这样回忆起初计划出版新标点本小说时的情形：
是“五四”后，我大病一场，到1920年初，总算好了。有一天，我忽然对着鉴初兄（胡仲荪）说：“仲荪哥，我有一个计划，要出四部加新式标点符号和分段的大小说：《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和《西游记》。先出一部《水浒》，要校得没有错字。如果不成功，算了；如果成功，再做第二部。”
仲荪哥搓着手，笑着说：“好，好。我看一定行。”
……
我于是只管去买了几种石印的、铅印的《水浒传》，又买了红银砂，动手标点起来了；同时用蓝色做分段的记号。
记得我把《水浒》标点、分段都已经预备好，急于要付排时，我的大叔对我说：
“事情大概可以做。不过把金圣叹的眉批夹注一概删掉，妥当不妥当？事情不是好玩的，标点、分段，靠得住靠不住呢？”
汪原放之所以想起这个念头，显然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可以从他对四部小说的选择上看得出来，这四部小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受到较高的评价。
此外，想到加新式分段符号和标点，则与汪原放对英文典籍的熟悉有关。据《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记载，1914年，汪原放交了十块大洋的学费，到青年会夜校学习英文，一直学到1918年，此后仍坚持自学，并阅读、翻阅了不少外国著作。对外国典籍的熟悉使他可以借鉴外文书籍的版式和标点来整理出版中国小说。如果不是对英文的熟悉，汪原放也许不会想到这个主意。
汪孟邹之所以觉得“事情大概可以做”，与其开明的思想有关。他早年就读于江南陆师学堂，接受维新思想，后来创办芜湖科学图书社，出版《安徽俗话报》，思想、行动还是很能跟得上时代的。也正是为此，他对汪原放的计划是支持的，只是作为老板，他还必须考虑经济效益问题。
亚东版新标点本系列小说之所以能顺利刊行，还与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有关。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胡适有着很深的交情。据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记载，早在江南陆师学堂时期，其父亲汪希颜、叔叔汪孟邹就已经与陈独秀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此后来往更是频繁，并合作创办《安徽俗话报》。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推荐亚东图书馆在南方代理北京大学出版部的书籍，可见他还是很照顾老朋友的生意的。
汪原放提出刊印新标点本小说的计划之后，汪孟邹虽然觉得可行，但心里没有把握，就向陈独秀征求意见。陈独秀的反应是：
很高兴，说：“这有什么出不得！好的，我来拿去看看罢。”……
过不了两天，仲翁又来了，说：“我看过了，还要得。眉批夹注，删掉不错，让读者自己读。”一面又对我大叔说：“前些时，适之有信给我，说他要写一篇关于《水浒》的文章。我昨天有信给他，告诉他原放在标点、分段，打算要排印了，要他早点把《水浒》的文章写好，或者可以放在前面做序。且看他回信怎么说。”
大叔道：“仲甫，你也要写一篇才好哩。”仲翁当然答应了。
有陈独秀的支持和帮助，并答应写序，还拉来胡适的文章，这对汪原放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汪孟邹自然更觉得此事可行了。能得到胡适的帮助和配合，对亚东图书馆来说意义重大，后来陈独秀因忙于政治活动，对这套书籍虽然也写了三篇序，但并没有更多的参与，倒是胡适，一直出谋划策，成为核心人物。
说起来，汪氏叔侄和胡适也是老朋友了。据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介绍，早在1916年，他们就已看到胡适的《藏晖室札记》，对其观点很是赞成。同年5月19日，汪孟邹在给胡适的信中已谈到合作之事：
将来撰稿有需于吾兄者甚多，当求竭力相助。蒙许刻短篇小说，至为感激无涯。
1917年12月到1918年1月，汪原放还曾在北京胡适的住所住了一个多月。正如汪原放所言：
因为有这段交往，亚东又出了胡适的新诗《尝试集》和翻译的《短篇小说》，加上有陈独秀的关系，所以他热心支持我出版标点、分段的《水浒》和其他古典小说。
胡适晚年也曾提及此事，他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回忆道：
从1920（民国九年）到1936（民国二十五年）的十六年之间，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传统小说名著。同时我也督促我们的出版商之一的“亚东图书馆”在这方面多出点力。“亚东”是一家小出版商。它除掉陈独秀和我们一般朋友，编写了一些书交给他出版之外，简单没有什么资本［来印其他的东西］。最后我说服了他们来出版我们的……“整理过的本子”。对了，“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本子”。
另据魏绍昌《谈亚东本》一文介绍：
胡适于一九○四年到上海，在上海中国公学、震旦大学求学时期，经常与安徽籍同学到汪孟邹办的书店里去作客。
如此说来，胡适和汪孟邹认识的时间当更早。
胡适、陈独秀两人之所以如此热心支持和帮助亚东图书馆推出新标点本小说，固然有友谊的因素在，但也有更深更远的考虑，特别是对胡适来说，正可以借助出版商，达到普及学术，开启民智的目的，将他整理国故的提倡落到实处。
胡适、陈独秀的参与保证了新标点本系列小说的学术品位，同时他们在当时显赫的名声也成为亚东图书馆无形的广告。学者与出版商的密切配合使亚东版新标点本系列小说获得了很大成功，这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影响深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