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说红楼
此后，陈独秀全身心投入到政治活动中，成为政党领袖，没有时间和精力来专门研究学术文化问题。直至1932到1937年期间，才有一段极为特殊的闲暇时间来关注这类问题，之所以用特殊两个字，是因为他于1932年10月15日被捕，被迫中止政治运动，在监狱中以研究学术来打发时间。
监狱生活，对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丧失自由的痛苦和难以排遣的无聊，但对个性独具和空前忙碌的陈独秀来说，倒是一段难得的闲暇。此前他已多次进过监狱，这种生活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更为重要的是，他对监狱生活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早在1919年，他就写过一篇名为《研究室与监狱》的随感：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人生就是这样奇妙，十几年后，陈独秀当年的理想真的变成了现实。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他没有浪费光阴，而是进行学术研究，在文字、音韵学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这一时期的关注点在文字音韵方面，对文学艺术谈论不多。不过，据当时在狱中陪护陈独秀的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回忆，陈独秀在和他谈话时，还是颇为难得地谈到了文学艺术，谈到《红楼梦》，并有如下一段精彩的评论：
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名人，曹雪芹、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孔尚任、王实甫等，也是世界难寻的伟大作家，尤其是曹雪芹，他在《红楼梦》中所描写的末期封建社会，可以说淋漓尽致，入骨传神，使人们不必读史，就一眼看到清初中国社会一幅全图。人物之多，入画入神，结构之紧，合情合理，真是旷世珍品，千古奇文。可惜难以翻译，外人不能欣赏，日本汉学家称《红楼梦》为天下第一奇书，诚不诬也。
这虽非陈独秀的原话，但据濮清泉介绍：
陈讲给我的话，大体都还记得，复述出来，可以保证其精神大意不走原样，但求一字不差，乃不可能之事，为慎重起见，他的讲话，一般都不用引号。
可见上述引文还是能代表陈独秀观点的。
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相比，陈独秀对《红楼梦》的认识发生了很大改变。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陈独秀评价中国小说的标准发生改变，不再以西方小说来要求中国小说。标准改变，对作品的评价自然也就不同，对《红楼梦》的评价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要高许多。那个时候只是说曹雪芹是中国的一流作家，但还不能与西方一流作家相提并论，现在则认为曹雪芹是“世界难寻的伟大作家”，赞成日本汉学家“《红楼梦》为天下第一奇书”的看法。
一是在赞赏《红楼梦》“善写人情”的同时，对其“善述故事”也持肯定态度。不再像《红楼梦新叙》中那样，排斥“善述故事”，将其和“善写人情”对立起来，希望“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而是充分肯定《红楼梦》认识社会的价值，“使人们不必读史，就一眼看到清初中国社会一幅全图”。
此外，陈独秀还对《红楼梦》的艺术成就给予高度肯定，特别是其写人、结构这两方面。从“旷世珍品，千古奇文”八个字可见此时陈独秀对《红楼梦》的赞赏和喜爱程度。
陈独秀对《红楼梦》的态度何以发生如此大的改变，这显然与他所处的时代文化环境与个人境遇的变化有关。
从大的时代文化语境来看，到20世纪30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出的口号不少已得到落实，白话成为主要书面语言，许多新的学科如小说、戏曲研究已初步建立，仅就《红楼梦》而言，经过胡适、俞平伯等人的提倡和努力，新红学得以创建，并为学界广泛接受。在这种语境下，完全可以对中国小说进行心平气和地探讨，不必担心守旧派的排斥和攻击，不必像五四时期特意抬升白话小说。这样就可以对《红楼梦》等小说作出如实的、公正的评价。客观地说，陈独秀对《红楼梦》的这种高度评价在当时并不算骇世之语，它已是人们的共识。不过，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口中说出，自然有着特别的意义，从中可见时代文化风尚之变迁。
从陈独秀的个人境遇来看，经过多年的摸索，他逐渐意识到，中国人的事情还是中国人自己做，政治上的失败使他在思想上逐渐向传统回归，对民族文化表现出更多的认同。有了这种变化，他在评价《红楼梦》这样的本土小说时，自然不会再以西方小说为标准。当然，陈独秀本人未必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境遇的改变会影响到其思想、艺术观念，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陈独秀在狱中和友人谈论文艺时，还以《红楼梦》为例来批评当时作家创作态度的不严肃：
曹雪芹十年寒窗，才写了这部著作的前八十回，态度是何等严肃（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也写了七年）。诗文语句的推敲，也沥尽心血，故能达到美的结晶，决非今之作家粗制滥造所能比拟。
……
不应草率从事，想写就写，写出来的东西，轻飘飘的，没有味道，一读即完，不像《红楼梦》那样百读不厌。
……
听说赵子昂画百马图，未着笔前，在书房里打滚，拟马的各种姿态，再出而观马，然后下笔。百马图中的马各有不同姿态，正如曹雪芹写众多丫鬟小姐，各有各的性格一样，这种精神和技巧都是应该效法的。
尽管是政治家，陈独秀却并不赞成对作家进行过多的限制，束缚他们的创作自由，并以《红楼梦》等古典名著为例进行说明：
我不赞成对文艺家画地为牢，告诉他们要写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不要写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文学，这是办不到的，也是束缚创作自由的。中国古典文学之所以能开出绚丽的花朵，如《红楼梦》、《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西厢记》、《桃花扇》等，有哪一个是由别人出题或指出范围写成的呢？
从这些话中可见陈独秀对《红楼梦》的高度评价，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挖掘出这部小说的当代意义，希望作家们能效法其“精神和技巧”。陈独秀早年曾写过小说，尽管他此时主要精力在政治方面，但对文学创作还是看得很重的，持一种严谨认真的态度。
以陈独秀之才气、功力，如果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可以想象其卓越的建树和丰厚的成果，从其对《红楼梦》的点滴评论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历史毕竟是不能假设的，不过，在回忆20世纪有关红学的人与事时，人们是不会忘记这位当年曾叱咤风气的领袖人物以及他与《红楼梦》的那段缘分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