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新叙》
稍后，陈独秀又写了《红楼梦新叙》一文，较为集中地谈出了他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看法。
这篇文章是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新标点本《红楼梦》所写的序言，于1921年5月刊出。陈独秀与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是有着多年交情的老朋友，他和胡适一样，对该出版社推出的新标点本系列小说给予了大力支持，共为《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四部小说作叙。亚东图书馆的新标点本小说之所以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固然与标点者认真细致的态度和新颖的创意有关，更离不开陈独秀、胡适等人的热情帮助和宣传。
在这四篇序言中，《儒林外史》一书的序言为汪原放起草，对此，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有明确地记载：
我写成后，去看仲翁，他立即细细的一看，拿起笔来改了几个字。临走，我问：“这后面的一行要写上名字……”仲翁道：“你写我的名字好了。”我回店告诉大叔，随即加上了序末的一行：“民国九年十月二十五号，陈独秀。”
这篇序言虽然是汪原放起草，但经陈独秀认可、修改，故也可代表他的观点。
与其他三篇序言相比，以《红楼梦新叙》的篇幅最长，其中所提出的见解也最为值得关注。
该文的标题为《红楼梦（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新叙》，可见陈独秀对这部小说的书名也是有自己的思考的，他认为《石头记》这个书名要比《红楼梦》好些。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陈独秀独具慧眼，很早就发现了脂本的重要价值，并给予肯定。这个说法固然可以为陈独秀增色，但缺少足够的证据，因为这篇序文对此并没有明确的交代。此外，从《红楼梦》在当时的流传情况看，比较容易看到的脂本只有有正书局刊印的《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至于甲戌本、庚辰本等抄本，陈独秀是无法看到的。所以仅从陈独秀对书名的意见是看不出他对《红楼梦》版本的意见的，他不过觉得《红楼梦》这个名字有些俗，《石头记》更好些而已，由于资料缺乏，证据不足，不必作过多的发挥。
与《文学革命论》及同钱玄同、胡适等人的通信所谈相比，《红楼梦新叙》一文所表达的观点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该文不再以贬损文言文的方式来颂扬《红楼梦》，代之以冷静、客观的审视态度，对《红楼梦》的缺陷谈得更多。之所以如此，与时代文化语境和读者对象的变化有关。这里稍作分析。
从写作时间来看，这篇序文写于1921年4月。此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入人心，白话为文学正宗的观点被广泛接受，文学革命已经从口号变成现实。这样，作者就没有必要再像先前那样，有意抬升《红楼梦》等小说的地位，而是要从学理的角度对这些作品进行深入探讨。
从读者对象来看，亚东图书馆的新式标点本小说是面向广大读者的，因而其序言便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陈独秀显然是注意到这一点的，比如他在1917年8月1日给钱玄同的书信中曾谈及这一点：
喜欢文学的人，对于历代的文学，都应该去切实研究一番才是。（就是极淫猥的小说弹词，也有研究的价值。）至于普通青年读物，自以时人译著为宜。若多读旧时小说，弹词，不能用文学的眼光去研究，却是徒耗光阴，有损无益。并非是我说老究的话，也不是我一面提倡近代文学，一面又劝人勿读小说，弹词，未免自相矛盾，只因为专门研究文学和普通青年读书，截然是两件事，不能并为一谈也。
可见陈独秀将学术研究和指导普通人的阅读是分得很开的。在这篇序言中，他将重点放在指导阅读方面，告诉读者应该领略《红楼梦》的哪些方面，同时也指出这部作品存在的不足。了解这一点对解读这篇序言是很有帮助的。
在这篇序文中，陈独秀将《红楼梦》放在中西小说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中进行观照。不少研究者对此颇为称道，认为作者眼界开阔，善于宏观把握，这是颇有道理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视角并非陈独秀所独有，当时有不少人也是这样来看《红楼梦》等小说的，可以说是一种时代文化风尚。
在序文的前半部分，陈独秀重点阐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善述故事与善写人情的区别，他认为这是历史与小说的区别。善述故事指的是对历史史实的记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善写人情则是指对人情世态的描写和展示，包括人物性格的塑造，人物形貌的刻画等。对这两个名词，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它们可能是陈独秀独创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合适的术语。不过，陈独秀的目的是很明确的，他希望人们从文学的角度来阅读小说，不赞成把小说和历史混淆起来的做法。
从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的角度，陈独秀对中西小说发展演进的差异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西方小说由于实证科学的影响，向善写人情的方向发展，小说与历史形成了明确的分工。而中国小说则兼向两个方向发展，因而小说与历史未能形成截然的分工，他认为这样会两败俱伤，相互妨碍。
从中国小说发展的实际来看，应该说陈独秀的把握还是比较到位的，他揭示了中国小说的一个独特现象，那就是小说与历史的纠葛。确实，中国小说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深受史传的影响，文言小说如此，白话小说也是如此。影响所及，不仅从史传中取材，学习表达技巧，同时也以史传为追求目标和评价标准。补正史之不足，这是作者创作小说的动机之一，将作者比作司马迁、班固，这是人们对小说作者的最高评价。由于史传的影响，小说的虚构和真实问题始终是一个难于处理的问题，如果写得过实，则没有趣味；虚构更多，则读者难以认同。读者也因此养成了索隐式的独特阅读习惯，总觉得小说背后隐藏着一段真人真事，阅读《金瓶梅》如此，阅读《红楼梦》也是如此。《红楼梦》索隐派一直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屡受打击而不倒，显然与这种传统有关。有的研究者将此归纳为考证派的失职，这是不公平的，长期形成的阅读期待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的。因此，在可以想象的将来，索隐派仍然会有市场。
不过小说在善写人情的同时，如能善述故事，也未尝不可。比如《红楼梦》对饮食、服装、装饰、摆设的精细描写构成人物活动的基本环境，除了揭示人物性格、渲染气氛等功能外，确实具有历史学方面的认识价值，此类描写是否像陈独秀所说的那样“实在讨厌”，则是值得商榷的，毕竟小说内容丰富，可以有多层面、多角度的解读。事实上，西方小说也并不像陈独秀所说的，只往善写人情的方向发展，那些现实主义的作品在描写饮食、服装、装饰、摆设等方面的精细程度甚至要超过《红楼梦》。因此，强调两者的差异是可以的，但如果将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截然对立来看，就有些矫枉过正了。
以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的区别为基础，陈独秀对《红楼梦》进行了分析，并表明自己的态度。他指出《红楼梦》兼具两种本领，但认为其善述故事部分“不能得读者人人之欢迎，并且还有人觉得琐屑可厌”，这显然也包括其本人在内。他希望读者“领略《石头记》应该领略他的善写人情，不应该领略他的善述故事”。
同样，基于这种理论，陈独秀对小说创作者和研究者提出了要求，希望作者“只应该做善写人情的小说，不应该作善述故事的小说”。对于研究者，他不赞成“诲淫”角度的道德式批评，也不赞成“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对索隐派式的研究，他同样表示反对：
至于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底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
这似乎连胡适等考证派的研究方法也包括在内。陈独秀在《红楼梦新叙》中的这些见解有其独到之处，也有可商榷的地方，总的来看，不失为一家之言，还是颇有启发意义的。放到20世纪红学史中，自有其价值和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