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在评述鲁迅的红学成就时，多爱指出这样一个现象：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列举《红楼梦》的语句时，主要以戚序本为底本。对此，人们给予很高评价，认为鲁迅有先见之明，很早就看出脂本和程本的差别，取前者而弃后者。周汝昌更是以此为例，进行发挥，以证明鲁迅的眼光比胡适、俞平伯高明。比如他在《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一文中曾这样评述：
（俞平伯）在《梦辨》中运用了有正戚序本《石头记》，却看不出那是接近雪芹原文的一个宝贵的抄本。而且其中的脂批所透露的原著80回后情节，他也悟不出，而以为那是高续以外的“另一种续书”。
……
（鲁迅）先生凡引小说本文，一律采用“戚本”——即他在那时所能见到的唯一的一部接近“初本”的80回抄本，而（除一处补缺文之外）绝不引用程高篡文。……鲁迅对《红楼梦》的识解之高明远过当时流辈。
在《我与胡适先生》一书中，周汝昌回忆他初次见到甲戌本时的感受：
心里不免纳闷：如此分明的事，为何早年俞先生《红楼梦辨》还说它是不知来由的，是与程高伪本互有优劣的本子？若那么比，太高抬伪本而贬低原著了，对文学名著如何审辨真假高下，“眼力”是个大问题呀。
话说得很明白，周汝昌觉得自己的“眼力”比俞平伯要高。但周汝昌的上述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所见资料也不全，以20多年后借助红学发展获得的学术积累来苛求先前的研究者，这样的评判是不公正的。假如周汝昌早生二十多年，身处新红学初创时期，在没有看到过甲戌本的情况下，他能看出戚序本的由来吗？
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俞平伯等人开创新红学的时候，资料十分缺乏，戚序本被有正书局老板做了不少手脚，今人的批语与古人的评点混杂在一起。在没有看到过甲戌本的情况下，看不出戚序本的来由是很正常的事情，1927年甲戌本发现，有了比照，回过头来，才弄清戚序本的来由。此前，不仅胡适、俞平伯看不出，就连周汝昌极为推崇的鲁迅也看不出，当时学术界藏龙卧虎，大家都没有看出来。如果周汝昌在当时已进行红学研究，他的“眼力”是不是比胡适、俞平伯、鲁迅以及其他研究者都要高明呢？
红学研究是随着相关资料的发现而不断发展的。以此抬高鲁迅而贬低胡适、俞平伯，是不合理的；事实上，在戚序本问题上，鲁迅的观点受俞平伯的影响很大，这是必须指出的。
因此，在鲁迅如何看待戚序本的问题上，既要给予肯定，又要如实评价，不可过分颂扬，要将其放在当时学术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观照。
鲁迅早在1912年5月，就已购买过一部戚序本《红楼梦》。据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中介绍：
（1912年）四月中，我和鲁迅同返绍兴，五月初，同由绍兴启程北上，还有蔡谷清和舍侄世璿同行。记得在上海登轮之前，鲁迅买了一部有正书局出版的《红楼梦》，以备船中翻阅。
可见鲁迅看到戚本的时间还是挺早的。不过，他对戚本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这里指出一个被研究者忽视的重要事实，那就是：在《小说史大略》一书中，鲁迅在引录《红楼梦》作品时，使用的底本是程本而不是戚本。为了说明问题，这里将《小说史大略》所引《红楼梦》作品的部分文字转引如下：
形体到也是个灵物了，只是没有实在好处，须得再镌上几个字，使人人见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去走一遭。……
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
风尘碌碌，一事无成，乃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女子）？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有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湣灭也。
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石头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半世亲见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观其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其间离合悲欢，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核对一下，看《小说史大略》一书所引《红楼梦》文句的底本是程本还是戚本。
在所列贾氏统系及十二钗与宝玉之关系表中，鲁迅将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关系标注为夫妻，可见他是将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放在一起研究的。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鲁迅1921年在编印《小说史大略》时，距他购买、阅读戚序本已有约十年的时间，显然他对两种版本之间的区别是相当了解的。既然鲁迅像有的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有先见之明，眼光比胡适、俞平伯等人高明，那么，他为什么要采用程本而不用戚本呢？
面对这一客观事实，比较符合实际的解释就是，鲁迅当时虽然了解戚本和程本的差别，但还不了解戚本的来历，因此，他采用了稳妥的办法，以最为流行的程本做底本。
那么，为什么两年后，到《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鲁迅忽然改变态度，转而采用戚本了呢？其间的动因何在？经过综合考察，笔者认为，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给鲁迅以启发，使他对戚本、程本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从《中国小说史略》一书来看，鲁迅在红学问题上受俞平伯的启发还是比较大的。这里有两点很明确的事实：
一是鲁迅接受了俞平伯戚本批语中所透露八十回后情节为续书的观点：
续《红楼梦》八十回本者，尚不止一高鹗。俞平伯从戚蓼生所序之八十回本旧评中抉剔，知先有续书三十回，似叙贾氏子孙流散，宝玉贫寒不堪，“悬崖撒手”，终于为僧；然其详不可考（《红楼梦辨》下有专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