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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对新红学的参考借鉴(1)
作者 : 苗怀明


  对新红学的参考借鉴(1)

  

   鲁迅在红学研究过程中,深受胡适、俞平伯等新红学开创者的影响,随着相关资料的陆续披露,可以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明晰的考察。事实上,早有研究者谈及这一点。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者不大愿意承认,他们在谈到鲁迅的小说研究时,总爱强调其与胡适等人之间的差异,甚至扬鲁迅而贬胡适。有关鲁迅小说史研究方面的专著据笔者所见,已出版了三部,即储大泓的《读〈中国小说史略〉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许怀中的《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孙昌熙的《鲁迅“小说史学”初探》(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但令人遗憾的是,上述三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

   笔者觉得,对这一问题应该实事求是,让资料来说话,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再者,点出胡适、俞平伯等新红学家对鲁迅的影响,恰恰说明鲁迅治学之严谨、学风之优良,并无损于对其学术成就和地位的评价。

  

   这里以鲁迅与胡适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特别是《红楼梦》研究方面的交往为核心,对此问题稍作介绍和分析。对于鲁迅与俞平伯的交往情况,参见孙玉蓉的《俞平伯与鲁迅》一文(《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4期),此不赘述。

  

   鲁迅与胡适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虽然两人日后的人生道路和政治立场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他们在学术研究方面则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有不少共识性的观点,这可以从两人之间的论学书信中看出来。两人不仅相互佩服,而且彼此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发展,这无疑应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佳话,在政治气氛较为宽松,学术研究日益规范的今天,没有必要再对此问题遮遮掩掩。

  

   鲁迅在红学方面吸收了胡适的研究成果,胡适在其他方面借鉴鲁迅的研究成果,这种吸收和借鉴是互相的。这里先说胡适对鲁迅小说研究成果的借鉴。

  

   胡适在小说史研究方面的建树主要体现在其系列小说考证中,其考证有不少地方借鉴了鲁迅的研究成果,如他在《〈三国志演义〉序》一文中特别声明:

  

   作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说史讲义》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记于此。

  

   其《〈西游记〉考证》一文更是得益于鲁迅所提供的资料:

  

   前不多时,周豫才先生指出《纳书楹曲谱》补遗卷一中选的《西游记》四出,中有两出提到“巫枚祗”和“无支祁”。……周先生指出,作《西游记》的人或亦受这个巫枝祁故事的影响。我依照周先生的指点,去寻这个故事的来源。

  

   ……

  

   承周豫才先生把他搜得的许多材料抄给我,转录于下。

  

   这些话可以从鲁迅1922年8月14日、21日给胡适的书信中得到印证。

  

   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发表后,鲁迅等人对其观点进行了修正。对此,胡适在《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序》一文中专门进行介绍,并作了如下的评价:

  

   鲁迅先生之说,很细密周到,我很佩服,故值得详细征引。

  

   鲁迅曾在1924年1月5日、2月9日给胡适的书信中专门谈论有关《水浒传》的问题。

  

   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比如他在《白话文学史》的自序中曾这样评述:

  

   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胡适对鲁迅在小说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十分佩服,在其著作中引录,这是很正常的。反过来,鲁迅在研究《红楼梦》时,吸收胡适等人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毕竟每个研究者的专攻方向不同,所掌握的材料也不一样,大家取短补长,互通有无,才可以促进学术的良性发展。从鲁迅和胡适身上可以看到前辈学者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初创时期所开创的优良传统。

  

   《中国小说史略》作为鲁迅在北京各个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经过数次修改才最后定稿。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从《小说史大略》到《中国小说史略》,有关《红楼梦》的部分始终受到胡适、俞平伯等新红学家的影响。

  

   据单演义在《关于最早油印本〈小说史大略〉讲义的说明》一文中介绍,他所收藏的油印本《小说史大略》比路工《从〈中国小说史大略〉到〈中国小说史略〉》一文中所介绍的《中国小说史大略》“更早”,“经路工同志断定是最初的讲义本”。在该文中,单演义对《小说史大略》印行的时间作了这样的推定:

  

   查《鲁迅日记》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午后寄大学讲稿,三弟持去。”而同年的一月二十一日有:“寄高等师范学校讲义稿并信。”是两个学校都印了“小说史大略”的讲义的明证,也正是我所珍藏的最初油印讲义本。

  

   但这个推断有些问题。查《小说史大略》谈《红楼梦》部分,其中曾提及胡适的《红楼梦考证》:

  

   胡适之作《红楼梦考证》则云:“但我总觉得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

  

   袁枚《随园诗话》……已显言雪芹所记为金陵事,胡适《红楼梦考证》更证实其事。

  

   从《小说史大略》对曹雪芹、高鹗姓名、经历不了解的情况看,鲁迅这里所引的是《红楼梦考证》初稿,到《中国小说史略》中引用的才是改定稿,只要比较一下其对曹雪芹、高鹗的了解程度即可看出这一点。

  

   《红楼梦考证》初稿的写作、发表时间比较明确。初稿完成时间是1921年3月27日,胡适本人在《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一文中说得很清楚:

  

   我的《红楼梦考证》初稿的年月是民国十年(一九二一)三月廿七。我的《考证》(改定稿)是同年十一月十二写定的。

  

   《红楼梦考证》初稿于1921年5月刊于亚东图书馆排印本《红楼梦》的卷首。1921年1、2月间,胡适连《红楼梦考证》初稿尚未完成,《小说史大略》自不可能引用,这说明它不是刊印于这段时间,其刊印时间上限当在1921年5月以后,最起码在1921年3月27日之后,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即能证明胡适在初稿刊印前曾给鲁迅看过,但从目前鲁迅和胡适交往的资料来看,还无法证明这一点。其下限当在1921年11月12日《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刊布后的一段时间里。可见《小说史大略》不见得就是鲁迅最早的讲义,之前也许还有印本。

  

   《小说史大略》虽然引用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初稿,但由于初稿所掌握的材料有限,故该书有关曹雪芹、高鹗的叙述有不少空白点。比如该书有关《红楼梦》部分是这样介绍曹雪芹的:

  

   曹雪芹者,不知其名,奉天人,为康熙时通政使司江宁织造镶蓝旗汉军曹寅之孙。寅爱文雅,又富厚,康熙南巡时,四次皆寅为织造,以其署为行宫。此后织造有曹颙、曹,似皆寅子侄,其名从页,寅孙名瑮(见章学诚《信摭》),未知是否即雪芹?若不然,则雪芹之名,或亦从玉矣。然雪芹事迹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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