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意穷搜，时或得之
鲁迅的红学研究是其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探讨这一问题，必须先对其小说研究的情况有所了解。
在中国小说研究史上，鲁迅是一位具有开创之功的先驱者，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奠定了其在学术史上的权威地位。自然，能取得这样的成功也并非偶然，既与鲁迅个人的兴趣有关，也有时代的际遇因素。
从个人爱好来看，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其文章中经常引用古代小说作品，顺手拈来，时有精辟之论，他看过的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还读得很细，十分熟悉和了解，因而有不少个人的体会。
从鲁迅的成长经历来看，他在小时候就喜欢读小说并读过不少作品，在写于1912年的《〈古小说钩沉〉序》一文中曾介绍自己“少喜披览古说”。鲁迅的这一爱好与其所在家庭的宽松氛围有关。鲁迅祖父本人就很喜欢读小说，他还鼓励自己的孩子们读。周作人在《绿洲》一文中曾这样回忆自己的祖父：
教人自由读书，尤其是奖励读小说。……
他所保举的小说，便是《西游记》、《镜花缘》和《儒林外史》这类为封建传统教育所排斥的“闲书”。
在《讲〈西游记〉》一文中，周作人说自己的祖父特别喜欢《西游记》：
介孚公的确喜欢《西游记》，平常主张小孩应该看小说，可以把他文理弄通，再读别的经书就容易了，而小说中则又以《西游记》为最适宜。
有这样开明、对小说如此喜爱的祖父，鲁迅小时候得以读到不少小说作品；更何况家里还藏有不少小说，周作人在《关于鲁迅》里是这样介绍家中藏书的：
家中原有两箱藏书，却多是经史及举业用的“正经书”，也有些小说，如《聊斋志异》、《夜谈随录》，以至《三国演义》、《绿野仙踪》、《天雨花》、《白蛇传》（似名《义妖传》等），其余想看的须得自己来买添了。
小时候，鲁迅曾寄食于舅父家，在那里也读到不少小说作品。据周作人在《娱园》一文中介绍，其舅父家有一位叫秦少渔的，家里所藏小说甚多，可以让鲁迅自由阅读：
这于鲁迅有不少的益处，从前在家里所能见到的只是《三国》、《西游》、《封神》、《镜花缘》之类，种种《红楼梦》，种种侠义，以及别的东西，都是无从见到的。
或许鲁迅小时候是在秦少渔那里读到《红楼梦》的。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周作人对此情况又作了介绍：
他（指秦少渔——笔者注）性喜看小说，凡是那时所有的说部书，他几乎全备，虽然大抵是铅石印，不曾见过什么木刻大本。鲁迅到了小皋埠之后，不再作影写绣像这种工作了，他除了找友舅舅闲谈之外，便是借小说来看。……
总之他在那里读了许多小说，这于增加知识之外，也打下了后日讲《中国小说史》的基础，那是无可疑的吧。
鲁迅小时候的这种阅读经历对其日后的小说研究显然是有影响的，其中既有个人兴趣的培养，也有知识的积累。
促使鲁迅走上小说研究之路的因素有很多，除早年的兴趣和积累外，还与时代文化因素的催生有关。其中到大学任教是一个主要因素，它使鲁迅成为将小说史搬上大学课堂的第一批学人，并直接催生了著名的《中国小说史略》。
1920年，鲁迅受聘到北京大学担任中国小说史课程。对其内情，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一文中曾作过介绍：
豫才对于古小说虽然已有十几年的用力（其动机当然还在小时候所读的书里），但因为不求名声，不喜夸示，平常很少有人知道。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里当“票友”，马幼渔君正做主任，有一年叫我讲两小时的小说史，我冒失的答应了回来，同豫才说起，或者由他去教更为适宜，他说去试试也好，于是我去找马君换了什么别的功课，请豫才教小说史。
在《知堂回想录》一书中，周作人又谈到了这件事：
还有一件事，也是发生在一九二○年里，北大国文系想添一样小说史，系主任马幼渔便和我商量，我一时也麻胡的答应下来了，心想虽然没有专弄这个问题，因为家里有那一部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可以做参考；那么上半最麻烦的问题可以解决了，下半再敷衍着看吧。及至回来以后，再一考虑觉得不很妥当，便同鲁迅说，不如由他担任了更是适宜。他虽然踌躇，可是终于答应了，我便将此意转告系主任，幼渔也很赞成。
此后，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中国大学等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在其讲义的基础上屡经修订而成。
为编写教材，鲁迅作了十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曾编写《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著作，从史料的搜集、作品的辑佚、文字的校勘等方面打下了十分坚实的文献基础。对《红楼梦》的研究也是按照这种方法进行的。
有关《红楼梦》的资料主要收录在《小说旧闻钞》一书中，该书从《随园诗话》、《国朝诗人征略》、《劝戒四录》、《桐阴清话》、《栗香随笔》、《燕下乡脞录》、《郎潜纪闻》、《茶香室丛钞》等书籍中摘录相关资料十多则。数量并不算多，这与鲁迅的收录原则有关，他在序言中曾这样交代：
通卷俱论小说，如《小浮梅闲话》、《小说丛考》、《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辨》等，则以本为专著，无烦披拣，冀省篇幅，亦不复采也。
这样一来，材料的数量要减少许多。不过，数量虽少，都是经过辛勤努力搜集而来，包含着辑录者的大量心血。对所收录的资料，鲁迅都是“摭自本书，未尝转贩”。不仅材料直接采自原书，而且还进行了梳理、辨析，比如对《随园诗话》所云曹雪芹为曹寅之子的说法进行辨析：
曹寅字楝亭，雪芹之祖也，此误。
在《郎潜纪闻三笔》的记载后也加有按语：
此与《红楼梦》无大关系，惟曹寅之母姓孙，又曾朝谒得厚赉，则为考雪芹家世者所未道及，故拈出之。
这种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在当时无疑具有典范意义。鲁迅虽然不是新红学中人，其兴趣也不在《红楼梦》的作者、版本方面，但其在红学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这对其《中国小说史略》有关《红楼梦》部分的撰写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其不少论断之所以为学界普遍认可，获得权威地位，显然与事先充分的准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