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楼梦辨》的修正
由胡适、俞平伯、顾颉刚等人开创的新红学在经过与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论战之后，基本为学界所接受，成为居主流地位的红学流派。不过也不能否认，新红学自身也存在着一些缺憾。针对这些缺憾，一直有人进行批评，相关情况，前文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此不赘述。
需要指出的是，在外界的批评、指责之外，新红学阵营内部也在不断进行着调整和修正，这一工作是由其代表人物俞平伯来完成的。
《红楼梦辨》一书出版不久，俞平伯就开始对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进行反思，决定修正原先较为偏颇的看法。他曾撰写《修正〈红楼梦辨〉的一个楔子》一文，宣布自己“对于《红楼梦辨》有点修正的意见”。
其后，在与王南岳的一封书信中，他再次谈到这一问题：
我近来对此书之意见渐异从前。……
我新近发见了《红楼梦》是一部小说。
稍后，俞平伯专门撰写了《〈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介绍其红学研究的新观点，其中修正最大的“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他指出：
这实是近来研究此书的中心观念。
这个中心观念是由胡适提出的，并在社会上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俞平伯经过思考后，发现了其不合情理之处。
不过，他并不是要推翻这个观点，而是要对其进行修正，使其保持一定的灵活度和弹性。因此，他专门对“修正”一词进行了解释：
所谓修正，只是给它一个新解释，一个新看法，并不是全盘推翻它。
毕竟，自传说还是有其合理因素在：
《红楼梦》系作者自叙其生平，有感而作的，事本昭明，不容疑虑。
他首先从小说兼具叙实和虚构成分的文学原理和创作实际出发，指出自己在《红楼梦辨》一书中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
眼光不自觉地陷于拘泥。……
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换句话说，无异不分析历史与历史的小说的界线。……
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
俞平伯根据文学创作的原理进行分析，指出自己和胡适等人的研究方法与旧红学索隐派“实在用的是相似的方法”，要想跳出旧红学的“樊笼”，“彻底地打破它，只有把一个人比附一个人、一件事比附一件事，这个窠臼完全抛弃”。
在文章的结尾，俞平伯还对胡适提出了自己的希望：
以此眼光看《红楼梦》，觉得发抒活的趣味比依赖呆的方法和证据大为重要，而净扫以影射人事为中心观点的索隐派的“红学”。
俞平伯的这种修正和调整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用一些简单的文学常识来观照《红楼梦》，但当局者迷，胡适本人终生都没能意识到这一点，更谈不上修正自己的观点。俞平伯发出了上述清醒的声音，其可贵之处也正在于此。
同时还要指出的是，俞平伯对新红学的修正不仅表现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更体现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其对自传说的反省其实已经包含着这层意思，显然他已经认识到考证派在方法上的缺憾所在，即《〈红楼梦讨论集〉序》一文中所说的：“过于认真。”在该文中他认为《红楼梦》固然有“作者之平生寓焉”，但“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其通，则凿矣”，并由此体察到考证派与索隐派在方法上的相似之处。
令人遗憾的是，俞平伯对新红学观点的修正和调整只限于其本人，未能影响到其他研究者，并进而改变这一学派的基本研究格局。就俞平伯本人的学术研究而言，这一修正和调整是十分重要的，它标志着其红学研究从历史到文学的转变，他的有关见解更为灵活，也具有更强的包容性。
俞平伯后来还对高鹗、后四十回续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
同时还要说明的是，在《红楼梦辨》完成后的几十年间，俞平伯的精力主要放在古典诗词的研究上，很少再撰写红学文章，直到建国后，才重操旧业。但谁也想象不到，此举给他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不仅改变了其人生道路，也在学术史上留下了十分苦涩的一页。
在20世纪的众多红学研究者中，很少见到像俞平伯这样不断对自己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进行修正者，其可贵的反思精神和学术勇气堪称后学者的典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