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红楼 上一章   上一节     回书目   下一节    下一章

第二部分
新红学创建时期的俞平伯(1)
作者 : 苗怀明


  新红学创建时期的俞平伯(1)

  

   1990年秋,90高龄的俞平伯老人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后一站,他静静地躺在床上,没有人知道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此刻在想什么。他的儿子俞润民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静静地陪伴着他……

   忽然,老人指着书桌,发生低微的声音:“小条。”

  

   俞润民走到书桌前,看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道:

  

   后四十后小书,拟在美洲小印分送,然后再分布大陆,托栋栋分布。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老人仍对《红楼梦》念念不忘。

  

   这部小说已与老人的生命深深地融为一体,它给老人带来了人生中难得的快乐,也让老人为之吃尽了苦头。

  

   追述老人一生研究红学的历程,感慨良多,很难用一个准确的词语来定性、来概括。让我们回到老人的年轻时代,还原一段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

  

   命中注定的红学之缘

  

   说起来,俞平伯与《红楼梦》并没有特别的缘分,日后成为红学家颇有些偶然。原因很简单,他小时候虽然读过这部小说,但并不怎么喜欢。他在《红楼梦辨》的引论中曾提及这一点:

  

   我从前不但没有研究《红楼梦》底兴趣,十二三岁时候,第一次当他闲书读,且并不觉得十分好。到时我心目中的好书,是《西游》,《三国》,《荡寇志》之类,《红楼梦》算不得什么的。我还记得,那时有人告诉我姊姊说:“《红楼梦》是不可不读的!”这种“像煞有介事”的空气,使我不禁失笑,觉得说话的人,他为什么这样傻?

  

   并不因自己研究红学,就说小时候如何喜爱《红楼梦》,如何与这部小说有缘之类,实话实说,平静、从容,这是俞平伯一贯的行文风格。

  

   对《红楼梦》产生兴趣和好感,是在进入北京大学之后。俞平伯在北大读书期间,正赶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胡适、刘半农等人提倡白话,宣传文学改良,将白话文学抬到文学正宗的位置上。这些人都是俞平伯的师长,受其影响,俞平伯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文化活动,尽管他的精力和兴趣主要在新诗的创作和研究上,但对小说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当时所选的研究方向就是小说,并受到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的直接指导。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俞平伯开始对白话文学的代表作品《红楼梦》产生兴趣和好感。

  

   1919年,俞平伯从北京大学毕业,第二年1月,他即坐上客轮,准备到英国留学。在一个多月的漫长旅途中,阅读《红楼梦》,和同行的傅斯年谈论《红楼梦》,成为他最好的消遣方式。这是他研究《红楼梦》的先声。

  

   对这段旅途经历,他在《红楼梦辨》中是这样回忆的:

  

   一九二○年,偕孟真在欧行船上,方始剧谈《红楼梦》,熟读《红楼梦》。这书竟做了我们俩海天中的伴侣。孟真每以文学的眼光来批评他,时有妙论,我遂能深一层了解这书底意义,价值。

  

   这还可以从俞平伯当时的日记《国外日记?甲集》中得到印证内容:

  

   1月11日:早看《红楼梦》。

  

   1月14日:写信后和孟真谈。

  

   1月18日:夜和孟真在船头上谈。

  

   1月28日:夜和孟真谈。

  

   2月2日:夜,和孟真在甲板上谈。

  

   2月9日:在床上看《红楼梦》及《词选》。

  

   可见俞平伯是一边读《红楼梦》,一边同傅斯年谈《红楼梦》的。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俞平伯是一个红学爱好者,他并没有打算专门研究《红楼梦》。正如其本人所言:

  

   虽然如此,却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底兴味。

  

   确实如此。不过从此之后,冥冥之中,他已和《红楼梦》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俞平伯此行是到英国留学的,按原来的计划,在英伦完成学业,怎么也得呆上三四年。谁知刚到英国没几天,俞平伯忽然作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那就是要打道回府,而且决心很坚定,连好友傅斯年追到法国马赛都无法劝阻。傅斯年在1920年8月1日给胡适的书信中对当时的情景是这样描述的:

  

   平伯忽然于抵英两星期后回国。这真是再也预想不到的事。他走的很巧妙,我竟不知道。我很怕他是精神病,所以赶到马赛去截他。在马赛见了他,原来是想家,说他下船回英,不听,又没有力量强制他下船,只好听他走罢。这真是我途中所最不快的一种经历。

  

   这样,计划中的留学生活就变成了一趟行程十分匆忙的欧洲个人旅行。

  

   俞平伯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回国,是不适应当地的生活还是故土难舍,或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从其当时的日记中看不出来,就连他的儿子俞润民在说到这件往事时都弄不明白。他在《德清俞氏俞樾俞陛云俞平伯》一书中这样说道:

  

   在英伦住了不久,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又整理行装,登船回国。

  

   倒是俞平伯的好朋友傅斯年说得比较明白,他在1920年8月1日给胡适的书信中说得很明确,是因为俞平伯“想家”。对此,他还进行了分析:

  

   一句话说,平伯是他的家庭把他害了。他有生以来这次上船是第一次离开家。他又中国文先生的毒不浅,无病呻吟的思想极多。他的性情又太孤僻,从来不和朋友商量,一味独断的。所以我竟不曾觉察出他的意思来,而不及预防。

  

   傅斯年是俞平伯的好朋友,写信的时间离俞平伯回国也很近,所以他的话还是比较可信的。在这封信中,他还对俞平伯回国后的事业作了一番分析:

  

   平伯这次回国,未必就是一败涂地。“输入新知”的机会虽断,“整理国故”的机会未绝。旧文学的根柢如他,在现在学生中颇不多。况且整理国故也是现在很重要的事。

  

   ……

  

   我写信劝平伯不要灰心,有暇还要多读西书,却专以整理中国文学为业。天地间的人和事业,本不是一概相量的,他果能于此有成,正何必羁绊在欧洲,每日想家去呢!

  

   傅斯年虽然不同意俞平伯回国,但对其执意离开的行为还是表现出理解的态度。正如他所分析的,俞平伯回国后,果然在整理国故上有所建树,其中第一个成果就是《红楼梦辨》。正是这部著作奠定了俞平伯在红学史的地位,也给他日后的命运带来许多变数。
中华书局    
上一章   上一节     回书目   下一节   下一章